我要称宗福先同志是我的老师。因为他写出了《于无声处》这样的好剧本；他说出了全国人民憋了许久的心里话，说出了真话。他冲破了一个“禁区”。而我们老一辈的和专业的作者却落后了。“禁区”的门被他打开了。
——曹禺 【《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6日第3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清明前后，百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这一事件随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直至1978年11月16日正式平反。
就在天安门事件宣告平反的同一天，以此事件为题材的话剧《于无声处》也从上海演到了北京，并且登上了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该剧的幕后主创，是剧作家宗福先和导演苏乐慈。时隔整整30年，他们依然清晰记得，当年的潜流暗涌，如何化作滚滚惊雷。
“我要是坐牢了，你们来送饭”
新京报：30年前，《于无声处》的创作是如何开始的？
宗福先：首先当然是有感而发了。1976年周总理逝世以后，大家都很悲痛。“四人帮”用各种方式阻挠大家悼念周总理，我觉得最奇怪的一个现象是，1月15号半夜里听到新闻说，总理的骨灰已经撒在了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当时我泪流满面。可是1月16号开始，报纸上、广播里再也没有“周恩来”三个字了，没有一篇悼念文章，没有一篇回忆录，没有一首诗歌，就好像地球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人。
那么大家就都很压抑啦，后来有一个朋友从北京来上海，告诉我说，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我听了以后热血沸腾，原来以为就我自己这么想，现在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我就特别兴奋，同时非常遗憾，怎么我就不在北京呢？我如果在北京，一定会走上广场。
结果又是没想到，兴奋劲还没过，第二天晚上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我感觉头皮发麻，兜头一盆凉水呀。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想，一定要写写这件事。我想得很单纯，悼念周总理有什么罪？反对“四人帮”有什么罪？现在既然“四人帮”倒台了，那么天安门这个事早晚要平反的，否则天理不容。抱着这样的想法，1978年5月，我写了剧本《于无声处》。
苏乐慈：当时宗福先是我们文化宫业余戏剧创作班的一个学员，他的本职工作是上海热处理厂的普通工人。我们这个培训班是我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办的，学员都来自工厂和农场里热爱艺术的积极分子。有一天宗福先就给我一个剧本，说苏老师你看看我写的剧本吧。我没有马上看。隔了几天，宗福先又跑来问我，苏老师你看了没有。我说哎哟不好意思，我还没看呢，这就赶紧看。
这一看我就放不下了，说句老实话，是一口气看完的，感觉这个戏写得特别好。一来它是一个四幕的大戏，以前学员们给我看的都是独幕剧，我们排演的也都是独幕剧，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四幕的完整的戏剧结构，里面的人物形象也写得很生动。二来就是它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可以说，全国老百姓心里都憋了一口气，私底下我们都不觉得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这两点原因使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出来。
新京报：你们排戏的时候，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那么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苏乐慈：怎么说呢，我们没有觉得这个戏排出来会怎么样，大家只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件事情应该没错。所以也没怕什么，就是想排出来。我们相互之间还开玩笑，说这个戏将来红了，宗福先你得请我们吃饭。他说行，那我要是坐牢了，你们也得给我送饭。大家说没问题，我们轮流给你送饭。可见其实无形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只是没人批评过我们，也没有什么人管这件事，因为我们毕竟打着工会的旗号。
宗福先：我是有点坐牢的思想准备，所以说让苏老师他们给我送饭嘛。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遇到真正的阻力，倒是有过两三封匿名恐吓信，信里说，你们胆敢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绝无好下场。还有说根本没有什么所谓天安门的英雄，那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编出来的。这几封信是寄到上海工人文化宫的，我收到过上千封来信，所以这种匿名信的比例是很低的，但也可以看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有一些。
《于无声处》听沪上惊雷
新京报：听说这个戏的名字还改过？
苏乐慈：对，我开头觉得《于无声处》这四个字叫不响，我又很喜欢里边的一首诗，就是当时“天安门诗抄”里边很著名的“扬眉剑出鞘”，我觉得这句很好。因为“于无声处听惊雷”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单说“于无声处”很多人不明白。于是后来我写第一场演出的通告时，就写的是话剧《扬眉剑出鞘》。但后来我又觉得“扬眉剑出鞘”也不合适，它没有表达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内涵，太张扬了，结果演第二场时就又改回来了。
新京报：第一次演出效果如何？
苏乐慈：我们当时也吃不准，下边的观众有工会干部，有文化宫的工作人员，还有家属，一开始就像一般演出一样，大家进场，热热闹闹聊天，但是开演以后很快就安静下来了，整个演出非常安静。到戏结束，大幕闭上，下面一个很短的静场之后，掌声就起来了，一直在那延续。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什么谢幕的规矩，我一看这个掌声的阵势，赶紧到后台，他们演员在换服装，都准备走了，因为住得很远。我说别换了，赶紧去谢幕，把他们抓到台上，再把幕打开。谢幕完了观众也不走，就跟我们创作人员聊，大家都非常激动，看得出来观众非常喜欢这个戏。这第一场演完之后，第二天开始就爆满了，门口排着队，一票难求。我们也没做过广告，就靠口碑相传。
新京报：那这个轰动效应是怎么传到北京去的？
宗福先：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前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是9月22号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首演，1毛钱1张票。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陆续来看，最早是黄佐临院长，后来又来了袁雪芬、茹志鹃这些老师。戏越演越热，连外地的剧团都跑来上海看戏，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文汇报》发表了周玉明写的一篇通讯，影响一下扩大了，连胡乔木都看到了这篇文章。
苏乐慈：对，《文汇报》记者周玉明看了戏非常激动，就找我和宗福先谈，谈完以后写了很长的一篇报道。《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也来看戏，看过之后就决定要连载剧本，这也是破天荒的。《文汇报》用了三天时间，全文刊发了这个剧本，那三天的报纸销量可是不得了，都脱销了，一时洛阳纸贵。
宗福先：胡乔木看了《文汇报》的报道以后，正好要到上海来搞一个调研，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就去机场接他，问胡老来上海有什么安排。胡乔木就说想看一个戏，《于无声处》。我们这里第二天就来了市委宣传部的三个副部长看戏，看完之后给予肯定，说不用改动，就这么演吧。但是文化宫的剧场太小，市里领导说有中央首长来看戏，要搬到友谊电影院去演。就在那里，胡乔木看了戏，当天是10月28号。
陈云说“现在外面出了个话剧”
新京报：胡乔木有什么评价？
宗福先：他的评价蛮高，当时他就问，能不能见见作者。我就在边上，领导把我带到他面前，胡乔木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一个好戏。因为他看过周玉明的报道，知道我身体不好，就又说，希望你养好病，写出更多更好的剧本。胡乔木一直很关注这个戏，11月16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1万多字的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这篇文章就是胡乔木亲自组织的，是他的意思。
新京报：这是非常高规格的赞赏，而且时间安排也很巧妙。
宗福先：是啊，11月1号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来上海，邀请我们进京演出，据说是部长黄镇决定的。在我们进京之前，11月7号，中央电视台邀请上海电视台合作，向全国转播《于无声处》，这也是头一次，之前上海台的节目从来没有向全国播出过。所以那天电视上写着“实验转播”的字样，还怕技术上有什么问题。当时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就坐在演播厅里监督。虽然电视机还不是很普及，但很多单位，特别是部队，都组织大家收看演出实况。虽然我们还没进京，这个戏已经提前走向了全国。
11月10号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11月12号，陈云同志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话，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讲话》。陈云提出，现在全国人民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都很关心，但还有些忧虑和问题，希望中央能够考虑解决，比如彭德怀的问题，陶铸的问题等等，其中第5个问题他就讲到了天安门事件。陈云说，现在外面出了个话剧《于无声处》，可见群众很关心，中央应当肯定。这就是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我们是从后来披露的一些材料中得知这些事情的，才知道原来这个戏对于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也起了一点作用。就在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中央要从速表态，不然就要被动。
第二天，也就是13号，我们动身上火车，14号到了北京，16号在北京首演。也就在16号这一天，中央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新京报：这是巧合还是精心的安排？
宗福先：我觉得不是巧合。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当时负责接待我们，据他说，邀请我们进京的考虑之一，就是希望这个戏的演出能促进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陈云同志拿它作为例证，也是为了说明人心所向。在1978年思想解放的大格局下，上层的领导，和下层百姓，齐心协力，一块儿在促进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并最终完成了它。
苏乐慈：应该说是我们和中央相互呼应吧，这个戏代表了老百姓在说话，全国人民和党中央在这个时候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凑巧了吧，也真就是凑巧了，大家就是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像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有变化了。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新京报：北京的观众反响，和上海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宗福先：北京的观众反应更热烈，因为天安门事件本身发生在北京，而且北京人对政治更敏感，更热情。这个戏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令我们非常感动。
苏乐慈：我们到北京那天，没想到会有三百多人在火车站迎接，甚至我非常崇敬的一些长者，艺术界的前辈们，都站在那儿等我们。我非常震动，11月份那么冷的天，北京的观众披着军大衣通宵排队买票，我就打电话给周巍峙副部长，他马上决定加演。我都记不清演过多少场了，主要是在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演出，也到一些别的剧场去，还到中央各部委去演出。记得外交部请我们去演，是在政协礼堂，各国驻华使节也来看戏。当时六种语言的译意风，在二楼一字排开。外国人看这个戏，掌声也很热烈。文化部为我们剧组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组，周巍峙是组长。有一次邓颖超同志来看戏，见我们演员嗓子都哑了，就指示说要给我们送水果，每人每天一斤。
新京报：有个说法是，这个戏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是大于其艺术价值的。两位对此怎么看？
苏乐慈：我现在不这么看。当时我们觉得好像是这么个情况，但30年后再来排演这个戏，如果它纯粹是一个政治戏的话，应该热不起来。事实上，这个剧的内涵很丰富，我现在认为它是一个情感戏，表达了特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情感，亲情友情爱情都有，而且有对国家、民族的大爱，这是最重要的，也能吸引今天的观众。前一阵我们在上海演出，我看到很多80后的年轻人，也在台下掉眼泪、鼓掌。
宗福先：我觉得这个话没错，因为在30年前那样一个特殊背景下，人们首先看到的，肯定是这个戏在思想上的解放，敢于说真话，在天安门事件还没平反的时候，就公开歌颂天安门的英雄。我们创作人员听到比较多的，也都是赞扬我们的勇气和政治上的敏锐嗅觉。从艺术角度讲，虽然不能说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戏剧，但毕竟有相当程度的可看性，不然你政治上再正确，思想上再先锋，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掏钱来看。观众认可，说明这个戏在艺术上也站得住。
新京报：今天我们再来回顾30年前这段历史，意义何在？
宗福先：对我个人来讲，《于无声处》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一个作家，从事专业文艺创作，应该说经历过的一切，让我心里有了一根定海神针。更重要的是，这个戏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能够和国家一起走过这段不寻常的路，我很光荣。
苏乐慈：用戏里边的一句台词来概括，就是“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新京报“日志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实习生熊寥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