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群，在首都机场创作完成。其中，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因此尤为令人关注。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彼时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说过：“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一幅原本普通的壁画，被赋予了政策风向标的特殊含义，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争议。
在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中国，在首都机场这样的重要公共场所，出现裸体壁画，是否“有伤风化”？壁画揭幕后不久，有关方面就迫于批评压力，用一层薄纱罩住了少女的裸体。1982年，壁画作者袁运生出国，旅居美国14年，该画也随即被木板遮挡，直到1990年才重见天日。
袁运生曾回忆，当年创作壁画时，为求保险，他一直在草稿上多加了条线，让画中少女看起来好像穿着衣服。直到壁画即将完成，才把多余的线去掉，“等发现了，也已经没办法了。”
2008年9月15日，本报记者拨通袁运生的电话，他谢绝了采访。“已经谈过这件事，不想再多说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是袁运生的哥哥，曾任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组副组长。9月16日下午，在袁运甫的家中，他谈起了壁画创作前后的故事。
【口述：袁运甫】
李瑞环支持 “艺术家文责自负”
大概1978年底的时候，张仃先生找到我，要我参加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小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召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其中有我弟弟袁运生。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都没有想到，在艺术创作上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解放——画什么、怎么画，都让艺术家们去讨论决定，领导既不参加讨论，甚至也没有签字审批。以前可都是领导出题目，让画什么我们才敢画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我们获得的创作机会，和李瑞环有很大关系。
李瑞环当时是机场建设总指挥，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家去，谈这个壁画的工作。李瑞环就说，我们国家很穷，而且外汇储备很少，建机场的许多原材料都要到国外去买，难度很大，需要精打细算。比如说机场里边的墙面，都按外国机场的装修方法，要花很多钱。“我们有这么多艺术家，为什么不能搞搞创作呢？”我听了就感觉他早有想法，把壁画形式运用到机场，既省钱，又有文化意义，一举两得。
而且他还很懂艺术规律。当时在座的还有全国政协管文艺的领导同志，我们要向李瑞环汇报壁画创作的具体计划。关于什么题材，什么风格，李瑞环说：“你们艺术家去讨论，自己选定题材，文责自负就行了。”这个自由度一直保持到最后，我们画稿定出来要具体施工的时候，送去给李瑞环审批，他都不签字，说这是“艺术家的事，我没有资格来批准”。
我就觉得李瑞环非常会用人、敢用人，在他家那天，他还详细跟我说了，机场的工作为什么让他来负责。其实机场早就开工建设了，但是搞了一年，没什么进展，邓小平就说，我们改革开放，怎么连个国际机场都建不起来？邓小平吩咐郭沫若，一定要找个能干的人，一年之内把机场给我修好，如果修不好，所有职务统统撤掉。所以郭沫若就找到李瑞环，问他敢不敢签这个军令状。李瑞环说党既然需要我，我怎么能不做呢，但是我也有几点意见，希望组织上考虑：第一，不要给我安排别的职务，我就专心当机场总指挥；第二，国家准备投资多少，什么时间到位，都要先说清楚；第三，我的上级是谁，我的任务是什么，也要先说清楚，到时候所有事情只能有一个声音，不然官比我大的都来提意见，这就没法干。李瑞环前后一共讲了六点，郭沫若就去汇报给邓小平，邓小平一听就拍板：“这是真正干事的人。”
所以我们选题的时候，确实非常民主，没有受到干扰。画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最后定下来要画的，除了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有张仃的《哪吒闹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张国藩的《民间舞蹈》、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以及我的《巴山蜀水》等七幅。风格、题材和要用的材料各有不同，我们认为，这是能代表国家艺术水准的。
中央领导肯定 “中国人少见多怪”
我们中央工艺美院这个壁画专业，从1957年挂牌以来，从来没有真正搞过一次壁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大家都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就住在机场，一天到晚都在画。张仃先生每天早上还要点名，像军队里一样。我画《巴山蜀水》之前是去实地写生了三个月，运生也是去云南呆过很长时间，才能来画《泼水节》。
我们创作的时候，日本画家、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得知消息，就带了一帮人过来，住在我们壁画工作室，拍摄创作过程，并和我们谈话。平山郁夫回去以后就在日本的报纸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中国首都机场壁画，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将要有一些大动作，改革开放的号角会在艺术领域吹响。
这样一直画到1979年10月，首都机场壁画才正式揭幕。来了很多领导和艺术界的人，绝大多数都叫好。看到《泼水节》那几个傣族裸体女子的形象，艾青说：“我胆子大，要在人体前面照个相。”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裸体画放在机场，人来人往的地方，是不是不妥。王震将军就说了：“这是科学。”他把我们几个画家叫过来，说：“你们都坐我跟前，没有椅子的就坐在地上，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他就讲，你们知道谭嗣同吗？我们说知道，谭嗣同是湖南人，是王震将军的老乡嘛。王震说：“谭嗣同老早就讲过，你们为什么见了人体就害怕呢？人体器官只不过是科学上的称呼罢了，假如我们一开始就把生殖器叫做鼻子，那它不就是鼻子吗？”我们都哈哈笑，王震说：“谁要再反对，你们就来找我，我支持。”
后来邓小平也来看这幅画，那天他特别高兴，看得很细致，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李先念说：“中国人就是少见多怪。”邓小平说：“我看机场壁画很好，应该出画册，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因为机场太远，当时的交通也不如现在方便，可是每天车水马龙，好多人就是专程来看这个壁画。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周扬在报告里突出提到首都机场壁画在艺术上取得的特殊成绩。以前我们只能画政治题材，从此以后，山水花鸟、农村城市、历史题材等等，都可以画了，百花齐放。
争议壁画重见天日 “裸体不再是禁区”
有关壁画的争议风波，其实不光是艺术观念上，对人体的偏见，也有美术界的人事问题掺和在里面。看到张仃先生带领我们这些人做出了成绩，就有人不服气了，出来指责我们。当时反对的人就主张修改，不能出现裸体，至少要穿个裤衩，或者不行就干脆撤掉。让运生去修改，运生不去，他绝对不会去改自己的作品。于是又让我去改，我说没有听说过哥哥给弟弟改画的道理，改了就闹笑话啊，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画了个人体又去改掉，不是很滑稽吗？
可是反对的声音还是很大，为此甚至专门组织过一次批判会。因为画的是傣族女子，组织批判的人就从中央民族学院找来了很多傣族学生，整整一车人，拉到机场这幅画前面，就让他们批判。结果没想到，大家对裸体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见，搞得组织者很失望。傣族同胞都觉得这幅画很好，要说有意见的话，也是觉得还没有把傣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全面地表现出来。运生就出来解释，说这里画的是傣族的历史，不是现在。泼水节的故事在傣族民间传说里，就是说有个魔王总是欺压百姓，后来被傣族少女杀死，人们泼水冲洗魔王留下的肮脏血迹。这幅画表达了傣族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是很有诗意，很浪漫的。
最后为了平息矛盾，就把画挡起来了。先是加了个纱帘，就好像给裸体女子穿了件衣服，后来又用板子挡上了。这一挡就是十年。
一直到1990年，北京要开亚运会了，机场负责人把我找去，让我看看这些壁画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我说有一种丙烯保护液，透明的，涂在壁画上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这种保护液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可以捐出来给机场用。负责人听了很高兴，说那你就来弄吧。我说有个问题，运生那个画现在被挡着，这应该怎么办？是涂完保护液再继续挡上，还是就这么露着？这位负责人说他也做不了主，我说干脆我做主吧，把挡板拿掉，不会出问题。小平同志都说过这幅画好，还怕什么？这个是艺术，不是反革命。人家西方记者来了，看到你机场这里还有东西挡着，肯定会笑话的。
机场负责人也知道中央领导都看过壁画，听我这么说，他也就下了决心，说袁先生您看着办吧，我们只要干净好看就行。我就从美院里找来十几个学生，把挡板拿掉了，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涂好了保护液。所以说来也很简单，本来就不算个事，有些人非要把它闹大，最后还不是说拿掉就拿掉了？难怪李先念同志要说“少见多怪”。
从此以后机场壁画再也不挡着了，到今天我们看来，裸体艺术也不再是禁区。这些壁画现在面临的是如何保护的问题，它们不仅在艺术领域有价值，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角度来说，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象征。
【新京报“改革开放30年·日志中国”系列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实习生赵岩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