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光，原名徐世成，1937年生，浙江永康人。历任《体育报》记者、编辑，国家体委干事、副处长、处长，中国体育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人民体育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亚洲体育记者联盟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会长。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男子汉》获全国第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乒乓外交 “准备死几个人”
体育不等于政治，不应该拿政治意义来衡量体育上的成就。但是体育又属于上层建筑，对人们的精神鼓舞非常大，而且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当年谁都没想到，中美外交的突破，会发生在小小的乒乓球上。
1971年，我正在国家体委工作。当时还在“文革”中，国家体委属于军管，我下放五七干校刚回来不久，有关领导就找我谈，要送我去军事学院深造。我就问，深造完了回来干什么？领导说，让你当国家体委的理论教员。我说我对理论没有那么大兴趣，不想干。第二天上面又找我，说现在还有一个任务，我们国家的运动员，要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你去不去？我毫不犹豫就说行。因为整个中国都处于封闭状态，跟外界完全不接触，有个机会到国外去见见世面，我这个年轻人当然很高兴了。就这样，我成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秘书，随队出征。
走之前光高兴了，没想那么多，后来才知道，这可不是轻松的任务。当时国际形势很复杂，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去的又是日本。周总理为此先后八次接见代表团有关人员，询问准备情况，并且就中国队要不要去参赛这个问题写了封信，请示毛泽东。毛主席批了“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所以我们出发之前都要嘱咐家里人，做好牺牲的准备，周总理说了，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工作人员必须站在第一线。
还真的出了很多事情，比赛期间我负责代表团的新闻宣传和保卫工作，所以好多情况我都知道。比如有人往我们的驻地扔燃烧弹，还好有日本警察挡着，燃烧弹扔到河里去了。还有很多从台湾寄来的信件，要“策反”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现在出了国境，终于可以“投奔自由”了……这种事情很多，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气氛紧张，我们每人的房间门口都有日本警察站岗，戒备森严。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我们这次来日本，不仅仅是体育比赛，还是一项重大的外事活动。实际上代表团里也不光是运动员和体委的工作人员，还有外交部派来的很多资深外交家。所以日本媒体也说，中国人可不光是来打打球这么简单。
代表团内部有很多纪律，规定了如果碰见美国人，不要主动去打招呼，可是没想到，我们和美国人的接触还是发生了。4月4号那天，美国运动员科恩偶然上了中国队的车，因为他没赶上美国队的车，正好中国的车路过，他就上来了。他一上来大家都很紧张，可是庄则栋就走过去跟科恩打招呼，好多人拉都没拉住。因为庄则栋是世界冠军啊，影响很大的，下车时还被媒体围住拍照，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了庄则栋和科恩两人的大照片，标题就是“中美解冻”——人家外国媒体很敏感的，马上就给你联系到政治上去了。
出这种事是很偶然，但也不能说完全出乎意料。那天庄则栋出发之前到我房间去了，因为我管着全队的礼品，庄则栋就说要带上一样礼物。我问他干吗用，他说万一碰到外国运动员，可以送给他们，表示友好。我就给他选了一个杭州的织锦，就是丝绸上绣着黄山风景。
结果晚上回来，庄则栋又来找我，说完蛋了完蛋了，这回完蛋了。领导批评他，说小庄啊，你把事情捅大啦！我们明明有纪律，你还主动和美国人接触，这下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庄则栋紧张得不行，我只能安慰他两句，心想果然出了大新闻——要知道，每天我们只要一出门，后面肯定跟着几十辆外国媒体的车，躲都躲不过。有日本记者就问我，徐先生（我本名姓徐），你是不是很讨厌我们？我说不会的，我也是记者出身，只是奇怪你们为什么跟这么紧。日本记者就解释说，你们“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没出来过，这次出来，不发生新闻则已，一旦有新闻，肯定轰动世界。假如我们记者抓住了中国队的新闻，就会得奖、涨薪水，如果丢掉新闻，可能饭碗就保不住，所以必须死死跟着你们。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比如跟我住同屋的一个翻译，有一天回来也说完了完了：“今天有个美国女人搂着我，大家都看见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原来那是个美国女记者，打扮得很显眼，今天一身红，明天一身白，上来就搂着我们这位男翻译说悄悄话。我问他，美国女人搂着你说什么？他说其实就一句话：“求求你帮帮忙，我想采访中国。”
“乒乓外交”是中国体育史和外交史上的重大突破，当时我们不知道，回国以后才有了这样的说法。而且直到今天，有的美国朋友还会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跟1971年这次出国参赛，有着很多联系，“小小乒乓球，震动大地球。”
女排夺冠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80年代中国体育的总体状况，就是小球都很不错，但是三大球不行。以前体育界的最高统帅贺龙元帅就说过，三大球不出线，死不瞑目。后来中国女排的轰动，正是由于她们率先从三大球的落后局面里冲出来了。
女排拿到世界冠军以后，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人们对女排寄予厚望，给她们最高的待遇。我跟队员们到过北大一次，那个情景热烈啊，大学生们挤得鞋都掉了，路边河里漂着几十双鞋。人太多，我是被男排队员夹在胳膊底下带进去的，进了礼堂就找不到队员们了，只见东一个西一个，被学生们抬起来扔。“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学生们喊出来的。结果女排队员们说，下次赢了也不敢再来了，场面太狂热，输了更不敢来，肯定要踩成肉酱的。
这都与时代背景有关。要在“文革”时期，你家里有奖杯还得了？必须砸烂。整个国家刚从崩溃边缘走出，社会兴奋点也少，碰到女排有比赛，全国人民都守在电视机前，感觉扬眉吐气。这是时代的脉搏，真实的反应。像我写女排的那篇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几乎所有的省级报刊都转载，电台也来回广播，现在最好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出现当年那种情况了。
我去采访女排，也不是什么宣传任务。当时我是国家体委教育处的处长，主要管全国运动队的思想工作。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女排和男足都可能会有突破，足球可能会冲出亚洲，女排就是可能拿到世界冠军。所以我就想，这两支队伍都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如果他们赢了，应该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如果输了，也应该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输。抱着这样的想法，1981年，我就去了湖南郴州，女排正在那里训练。
到那里我就提出，可能会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因为我感觉一般的新闻报道说明不了深层的问题，运动员的艰苦生活很难表现，只有报告文学，可以详细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袁伟民就给全体队员讲，鲁光同志是来检查我们工作的，但是他也打算写个文章，大家配合一下。总教练一说话，队员们都很配合，我就在郴州住了半个多月，边看她们训练边采访。
现在大家都知道，女排训练强度非常高，当时讲究“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60年代我们曾经请过日本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他的训练方法就是这样，把队员们练得死去活来，都吐了还要坚持练。到80年代，也是超负荷训练，到什么程度可以停，要凭教练的经验。运动员也接受这种理念，我在郴州看她们训练，陈忠和当时是助理教练，他就站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往下使劲扣球，女排队员们都是闭着眼睛去接，因为疼啊，球打到哪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采访时候问她们，队员们就说了，不这么练不行啊，你看苏联运动员就很有力量，大腿比我们腰都粗。
我被她们的拼搏精神感动，就写了《中国姑娘》，发在1981年第5期《当代》杂志上。后来女排夺冠是在11月的世界杯比赛，如果女排没有拿冠军，可能《中国姑娘》也就是一篇普通的文学作品了。夺冠之后一下轰动了，当时单行本第一版只印了5万册，结果还没上市就没了——全国妇联一下子要走两万册，然后新华书店内部职工分走很多，往各地书店运的路上还分掉很多，都到不了书店就分完了。
后来日本也出版《中国姑娘》，名字给改成《红色魔女》。我们曾经称日本女排是“东洋魔女”，现在他们把这称号还回来了。邓颖超看到了日文译本，就通过荣高棠联系我要中文版。当时我在上海，荣高棠给我打电话，说邓大姐要看这本书，你快给她找。我手里也只有两本，其中一本就送去给了邓颖超，另一本留存到现在。《中国姑娘》一时洛阳纸贵，这远远超出我的想像。
李宁失利 “你能理解吗”
这次北京奥运，大家看到刘翔退赛，遗憾不遗憾？确实遗憾，因为田径的希望在他身上，可是很多人也都理解他了。体育的规律，就是胜败都很正常，观众的心态成熟起来了，这个情况跟20年前不一样。1988年汉城奥运会，李宁的失败，就引起轩然大波。
去汉城以前，李宁已经拿过几十次世界冠军了，本来早就可以退役，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可当时中国体操青黄不接，只能让老队员顶在那儿，这一顶就惨了。那年出国参赛之前，我就跟他说，李宁你得了几十次冠军，我没有写过你一个字，因为很多人都在写，我不凑那个热闹。这次在汉城如果你还能拿冠军，我还是不写你。假如你失败了，我倒要给你写一篇文章。李宁笑笑说有你这句话垫底，我就放心了。没想到他真的败了，比赛时连续出现失误。所以说体育运动员以胜利告终的很少，一般都是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胜利了还想再胜利，登山登到顶，你总要往下走啊。
李宁失败以后，舆论都指责他，批评他，甚至嘲讽他，说李宁平时爱唱歌啦，李宁做生意分心啦。一片骂声中，李宁也很沮丧。我要兑现诺言，就去找李宁，进不去他住的地方，就托人把他约出来，我们在奥运村里的一个台阶上坐下来聊天。我说李宁啊，外面都在说你输了以后还不哭，还能笑得出来。李宁就说，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我是世界冠军，如果一输了就哭，也太没有冠军风度了。”其实李宁一下场就哭了，回去也是蒙着被子哭。他说他马上要退役了，“这一生永远无法弥补我的过失了。”我记得当时他还说，全国人民骂他，是应该的，“谁让我胸前挂的是国徽呢？”
亿万人民关注体育，当然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运动员可能会背上很重的包袱，喘不过气来。李宁说因为自己是代表中国来的，所以能理解铺天盖地的骂声。“我喝胜利的喜酒太多了，没有喝过失败的苦酒，其实都有好处。虽然运动生命结束了，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就给他写了一篇文章，《你能理解李宁吗》，李宁为什么要坚持着来参加比赛？假如他早早退役，还会有今天的局面吗？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很多读者给我写信，也给李宁写信，说李宁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体操王子。在汉城时我还看到有韩国的女孩子过来给李宁鲜花，说李宁你是永远的冠军。很多骂李宁的人，慢慢也理解他了。1988年底李宁告别体坛，在深圳举行了一个大型晚会，他在台上唱了一支歌《挥挥手难说再见》，唱得很动情。晚会结束后的宴会上，李宁端着酒过来跟我说，鲁光老师我应该敬你三杯酒，谢谢你当年理解我。
20年后的8月8号，我在鸟巢里看到李宁腾空而起，那一刻我感动不已，觉得现在应该回敬李宁三杯酒。20年前他挥挥手难说再见，我们给他以理解；20年后他点燃北京奥运的主火炬，还给我们一个辉煌。20年来国人对体育精神的理解，真的是翻天覆地。
报告文学 “强国不是梦”
我现在还在当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副会长，讲到报告文学的发展，应该说80年代是个高峰，现在很难有哪个作品能产生当年那么巨大的影响了。60年代开始，郭小川、袁鹰他们那一代老作家就在写报告文学，我当时在《体育报》工作，就跟着郭小川学习。到了80年代，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吹响了报告文学的号角，理由写了《扬眉剑出鞘》，我写了《中国姑娘》和后来的《中国男子汉》，还有很多作家都在创作，那是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后来慢慢出现了“反思文学”，认为以前的“冠军文学”过时了，更重要的是要揭露问题，要反思一些弊病。这方面的作品有《强国梦》、《兵败汉城》等等，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外界的人和体育界内部的人，看法都不同。体育界觉得，外面的人有偏见，很多情况你并不了解。当然，文化界看好这些作品，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有好处，能引起大家对问题的重视。但是，我始终不同意“冠军文学”的说法，我觉得文学无所谓什么冠军不冠军的，你说冠军难道不值得歌颂吗？只要成为冠军，地球上几十亿人里边，你是第一，那你肯定是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和代价。冠军走过的道路，当然可以去写，我们也不是只关注金牌，冠军也会经历千百次的失败。
我看到现在人们对待金牌、冠军，看法也很多。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讲了，这次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已经成为超级体育大国。这个问题怎么看？无论按金牌算还是按奖牌总数算，中国都称得上体育大国，这毫无疑问。可是我们跟美国比还是有差距，首先在田径项目上，我深有体会。看过很多届奥运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逢重要的田径比赛，比如百米，观众总是最多的，记者们都要提前七八个小时就去现场抢位置，几万人等几个小时就为了看不到十秒钟的比赛，这魅力有多大？确实是“得田径者得天下”。另外三大球，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我曾经想写写中国足球，最初定的题目叫《失败者》，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失败者，屡败屡战，这样的队伍怎么看待？是换个足协主席就能解决问题吗？
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包括奥运会开幕式，说实话，不是举国体制，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调动人山人海，别的国家很难做到，所以举国体制肯定有它的优势。罗格也说过，中国这个举国体制如果不变的话，在体育比赛上的优势还会保持下去。当然全民健身方面我们国家还有差距，从体育场馆的数量到参加锻炼的人数，都不够多，但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我老家在浙江，以前谁没事锻炼身体啊？这几年就能看到，早上起来一家老小都出门锻炼，在北京像天坛公园这些地方，早起锻炼的人也很多。我现在看到的一些官方意见，说的是我们这个体制会不断改革完善，目前还没有改变的迹象。网上也有人批评，这很正常。过去很多人也批评报告文学《强国梦》，我跟赵瑜（《强国梦》作者）也探讨过这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强国不是梦，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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