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7日晚，广州体育馆灯火通明，几位白衣姑娘踩着巨大的白色气球缓缓升起，在黑压压的观众头顶上飘过。指挥台上，李海鹰抹一把脸上的汗，兴奋得话音有些发颤：“广州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在音乐创作上，我吸收了很多养分。”
讲完话，李海鹰转身面对乐团，手起处，乐声响。“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舞台上，刘欢已经拿起了麦克风。
时光倒回1989年，还是在广州，李海鹰在家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随手谱了首曲子，给音乐电视片《大地情雨》作插曲。“一共就花了半小时。”李海鹰说，谱完曲，再填词，然后，他找到了1988年刚给《便衣警察》唱过主题歌的刘欢。“那时候他崭露头角，声音特别好。”
这首歌就是《弯弯的月亮》，当年一炮而红，传唱至今，被视为广东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二十年过去，广州人李海鹰在家乡父老面前办了这场“李海鹰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响音乐会”，一方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另一方面也算是答谢养育之恩。演出结束，他还要返回北京，像很多同时代的广州音乐人一样，李海鹰已经在首都安营扎寨。
广州，不再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绝对中心。
音乐传统成就广东
新京报：在你看来，广东有着怎样的音乐文化传统？
李海鹰：广东音乐跟广东的历史地位有关，作为很早开放的通商大埠，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汇集在这里，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尽管是吸收了很多北方曲风，这些民间音乐的原创色彩仍然非常浓郁，出现了很多作曲大家和经典作品，比如吕文成的《步步高》、严老烈的《旱天雷》、何大傻的《孔雀开屏》等等。这些音乐人和作品构成了广东流行音乐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到现在差不多有一百年时间。大家听熟了这些曲子，觉得好像是从来就有、广泛传唱的民歌，其实还是作曲家的原创作品，只是流行相当广泛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代表人物是冼星海和马思聪。冼星海创作了《黄河大合唱》，马思聪则是周总理任命的第一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他们的成就非常大，已经在把广东的音乐元素推向全国乃至世界了。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国内其他地方，会开不同的花，结不同的果，可是这股风吹到广东，在文化领域就产生了流行音乐。
新京报：为什么广东对音乐这么敏感呢？
李海鹰：这里有引发流行的基础。上世纪30年代，广东就有了电台，电台里播放广东音乐，传播效应惊人，人们觉得家里安这么一个匣子就能听歌，挺新鲜的。而同时期中国其他地方，比如江南的昆曲，北京的京剧，都还是戏曲主导人们的耳朵，而且更多采用现场演出的方式，传播范围受限制。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能看到，广东的音乐传播，带有都市文化的特色，城市里才有电台嘛，听众也多。
科技加速唱片工业发展
新京报：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唱片工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几家有名的唱片公司几乎在一定时期内统治了国内的音像市场。
李海鹰：是的，80年代广东唱片工业如火如荼，太平洋、广州中唱、白天鹅，还有签下毛宁和杨钰莹的新时代，这几家公司在全国都鹤立鸡群。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有一点首先要提到，就是流行音乐这个东西，一直和新科技、新思想、新潮流有关。1979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引进第一台24轨录音系统，对我们来说是大开眼界啊。要知道以前电台录音都是单声道，而且流水线是一次过去的，中间错了的话就只能全盘重录，剪辑也只能整段整段地剪。这个“24轨”新技术的意义在于，声音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录入，然后像做菜一样精心调制，技术带来了听觉上的进步，让人觉得，哇，音乐怎么可以玩得这么细致，这么多花样。别的地方暂时还没有这个技术，所以广东的唱片公司发展很快，也启发了一批音乐人的创作。
新京报：不过早期内地唱片公司主要以“扒”港台的带子为主。
李海鹰：对，大量的港台音乐拿过来翻唱，也翻唱一些外国歌曲，主要是那时候没有版权概念嘛。
新京报：有种看法是，很多唱片公司以翻唱起家，但在进入90年代后的衰落，除了由于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颁布，在著作权保护方面逐步重视和完善，也给唱片公司带来了限制和打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怎么看？
李海鹰：应该不完全是这样子。无论广东还是香港，都饱受盗版之害，唱片工业在中国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型，只是一种很软弱的形态，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情况也差不多。唱片工业终归还是被盗版打垮了，现在又加上网络，大家更不爱买唱片了。著作权的保护，不知还需要多久的努力。就我自己而言，经常是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写歌，比如《弯弯的月亮》，没人约稿，没人给钱，我是写出来之后去跟唱片公司谈，最后只拿到一点制作费，唱片后来盈利也不会再给我钱了。还有《过河》，给春节晚会写的歌哪有钱赚？稿费大概就几百块吧，领没领我都不知道。
弯弯的月亮照中国
新京报：谈到你的代表作《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是怎么传遍全国的？
李海鹰：还是要归功于新技术和媒体的传播。1989年《弯弯的月亮》拍成MV，当时我自己也是刚知道MV是怎么回事，一首歌居然可以拍成音乐电视，这个东西很稀罕。拍完之后拿去中央电视台播出。各省的地方台看到中央台播了，他们就录下来接着播，也没有版权概念，这样就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大范围传播，一下子火了。包括后来写给毛宁唱的《心中的安妮》，也是那时候写的，写完就拍MV，没有什么功利性，就是时尚啊。
新京报：除了电视，据我所知电台的传播效应也很重要。
李海鹰：对，这里就要提到，1991年广东电台音乐台开始搞全国第一个流行音乐排行榜，《弯弯的月亮》是首个季选冠军，然后连续拿年度十大金曲冠军、最受欢迎歌曲奖、最佳创作奖等等，在“京沪粤”歌唱大赛上也是第一名。
新京报：“排行榜”这种做法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海鹰：首先这个排行榜上都是原创音乐，极大推动了原创的发展。最初做这些榜单根本没有现在“打榜”的概念，就完全是听众打电话来投票，很公平的。而且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平时听的歌怎么还有排行榜啊，谁第一谁第二，还一上一下的，这个好玩。大家都很热情地参与进来，也让这些歌曲的流行热度更高了。其实当年的好歌非常多，甚至《走四方》这样的歌一开始都上不了榜，就是前些年积攒下来的好歌太多了，像高考一样，这扇门一打开，大家都往上挤。
新京报：对你自己来说，《弯弯的月亮》寄托了怎样的情怀？以前总是看到你对媒体讲，这首歌写得很轻松。
李海鹰：其实我后来也在想，这首歌表达的应该是一种淡淡的失落。你看吕方翻唱这首歌，等于我们广东的音乐又“反攻”到香港去了，可是仔细听他那个版本，你会发现整个情调有些改变。香港是个崇尚“拿来主义”的地方，什么文化在这里都可以交汇，被强大的商业气息同化。《弯弯的月亮》被香港人认为是一首“思乡”的歌，因为香港人怀旧，从这首歌里能找到大陆故乡的感觉。
可是对我来说，这首歌不是“乡愁”。我出生在广州，又在广州工作，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乡愁。《弯弯的月亮》更多寄托的是人文情怀，是走进工业时代之后，回头对农业时代那种田园生活的关照。80年代我们多么理想主义啊，“弯弯的小船摇啊，是那童年的阿娇。”小桥流水是在乡村，是童年的景象，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会受到一定损害，给你带来比较复杂的心情。这心情不见得是悲观的，但是你会不自觉地去寻找从前那些东西。实际上这些分析我也是今天才能说出来，当年写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从广州到北京 潮流的迁移
新京报：我知道你16岁就进了广州粤剧团，后来怎么会去唱片公司工作的？
李海鹰：我15岁学拉小提琴，16岁考进广州粤剧团，就是想天天能拉琴，以后干什么完全没想过。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就离开单位了，1983年到太平洋公司，还不是作曲，只是编曲，我很快成为当时业内最好的编曲。
新京报：当时离开“固定单位”是需要勇气的吧？
李海鹰：没什么，这就是观念问题。我一进入唱片行业就是自由人，到现在还是，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音乐人就以音乐创作为生嘛，还让单位养着算怎么回事？这也是广东人的特点，什么事都不会想多大，至于吗？实在不行我再回去好了。流行音乐有个铁标准，就是老百姓喜欢不喜欢你的歌，决定了你能不能在这行里立足。你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无所谓，任何专家学者也不能判定你的价值。就像我的好朋友、已经过世的黄霑先生说过，“三个月不写歌，我就不是写歌人。”就这么简单，你不能说今天写了一首歌，过几十年不写，竟然还是作曲家。
新京报：80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盛极一时，但是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广东音乐人都北上发展了，你也一样，客观上造成了广东乐坛的衰落，这是为什么？
李海鹰：时代过了嘛，什么潮流都会有过去的时候。虽然我到北京，可是我的音乐根本上还是很广东的，其他人也一样，我们等于是把广东音乐发扬到全国了，这样其实更好。
新京报：你感觉广州和北京有什么区别呢？
李海鹰：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不同，虽然都可以兼容并包，但是一种外来文化到广州，大家相安无事，如果到北京，可能就给你一并同化了。广州的气质很市井，好多年前有朋友跟我讲，说不管你是做官的还是做学问的，假设你有一万块钱，我有一万零一块钱，那么我是个农民也敢大过你。可是北京就等级森严，个个都是专家。所以广东就出流行音乐，大家吃饱喝足，心态比较平和。北京出的是摇滚乐，摇滚就是抗争，总要分出谁对谁错不可。
新京报：这些年唱片业不景气，你选择转向影视音乐创作，应该是很聪明的决定。
李海鹰：其实很早就开始做影视音乐了，比方说1993年有个很火的电视剧《外来妹》，讲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很多打工妹到广东来，她们的生活和奋斗故事。我给这个电视剧写的主题歌《我不想说》，杨钰莹来唱。近年来只是又写得多了点，比如《爱如空气》就是给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写的，还有《亮剑》等等。
新京报：《爱如空气》的彩铃下载量很高，这也是传统唱片业被迫做出的革新之一，你怎么看待网络时代的音乐？
李海鹰：网络上是有很多口水歌，但是我不反对这个潮流，网络时代产生很多不同的声音，是好事情。过去写一首歌发表，要经过很多审查，这样一些作品就出不来。网络时代也许没有人喜欢你，但是你有权利把歌发布出来，这是社会的进步，这个趋势没人能阻挡。我们国家封闭已久，改革开放才走了30年，北京虽然无疑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可还没有成为像纽约、伦敦那样世界级的文化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一些人抱残守缺，就停在那儿了，傻不傻？
而且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制作音乐的成本越来越低，音乐创作基本没有门槛了。你不需要成为大师，一样可以让大家听你的歌。网络歌曲到现在流行了很多，可是还没有出现经久不衰的经典，我觉得以后会有。音乐还是要做得精致一点，不惜花费心血，《我不想说》这首歌我就写了9个月。
【新京报“见证30年”个人史，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