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剧社90年，要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正是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凌晨，我在大连的一家酒店里给自己供职的报社写完稿子，等着天亮后搭机回京。此前一周，兵荒马乱，时间被灾难抻成漫长的一天。此后三天，我们的国家将停止公众娱乐活动，时间将用来安慰死者之灵、生者之痛。我更希望明天的飞机能带我挺进川中，尽管这并不可能。我是做文化报道的记者，站在这个时间点上，无论专业，不到四川的记者都不是好记者。当然，不让记者去四川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人，这是题外话，暂且按下。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都在大地颤抖的瞬间失去意义，轻轻飘散风中。
向前倒推90年，时间仍是动荡不安，潜流暗涌。民国初期应属乱世，却也正是英才辈出的时代。虽然，国有殇，民何以乐，个人命运永远被裹挟在大时代中翻腾；然而，打破铁屋的时刻，必是理想主义光辉大盛之际。即便是青年学生们搞的演剧活动，也往往担上天下兴亡的责任，成为一种光荣，为后世纪念。如果说东吴剧社诞生在这个乱世，能给我们留下什么的话，大约便是这种一脉相承的血性吧。
这么说或许有些拔高，令真正的史家见笑，然而“老”东吴剧社在我眼前的模糊影像，真的就是这样——有那么一丝桀骜不驯的气质，也有天真热烈的情怀。我做学生的时候并没有多深的感受，却在走出校门之后常常怀想。
知其不可，却要率性而为，这样的人在学校里很常见，扔到社会上，就成了稀有动物。记得以前我们每次演完戏，朱栋霖老师总要上台讲两句，大意无非是校园演剧活动一定要坚持下去。朱老师其实是感慨吧，我们却一直当作鼓舞。可是你想，什么样的事情是需要常记“坚持”二字的？我们不是本该如此吗？是谁，悄悄改变了我们青春的容颜，磨平了那颗满布锐角的心？
抱歉，我太悲观了，不过悲观者更容易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东吴剧社几乎是我大学四年的全部记忆，好像无论朋友和师长，都和剧社有着转弯抹角的联系。这个带给我无数欢笑泪水和掌声的剧社，当然是“新”的，不是我们今天借机回忆的那个。我亲身经历过的剧社生活，应该和现在学校里的学弟学妹们正在感受的没什么不同，甚至可能已经淡化了，以至于不知从何说起。而“老”的那个剧社，好像只在我们的膜拜中存在，成为图腾。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连我认识的最小的剧社朋友们都要毕业了，我们那点小风流小故事无甚精彩，以后讲给有兴趣的人听吧。我倒想说说当年一起厮混过的这群老家伙如今的去向，也许能跟现在的题目扯上关系。98级的余涛和99级的王磊、王懿，毕业后分别进了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常戏称苏州的三大媒体基本都被自己人占领了。00级的宋一凡成了管宣传的国家干部，跟媒体圈自然关系密切。到我们01级，我和大可也都当了记者，我在北京，他在徐州。往下数还有02级的李梓萌，追随他那个素未谋面同名同姓不同性的主持人大姐去了央视……还有不少剧社出去的朋友，都混在各类媒体里奋斗着，不夸张地说，近年苏大文学院出来的媒体人，多半是“Made in 东吴剧社”。换句话说，就是像余涛当年对我们预言的那样：“不管是不是新闻班的（实际上大都不是），你们都是要吃媒体这碗饭的。”
果然言中。为什么呢？凭什么啊？
我又想起朱栋霖老师的话了，记得他曾经夸赞说，经受过东吴剧社磨炼的学生，以后在各行各业都是一把好手。这当然不是夸我们这代人，而是之前若干年，像季进老师他们那些精英挣下的名声。但是我斗胆总结一下，剧社都“磨炼”了我们什么素质，发现不外乎应变、表达、沟通、忍耐……还有最重要的理想与激情。分析结果是，最适合我们这种人的职业，除了教师，就是传媒。我这样没有耐心和天赋做学问的人，除了当记者，还能干什么呢？
说到这里，总算可以把“新”“老”两个剧社连结起来了。80年代重建的新剧社，发展到今天，可以教会我们许多实际的技能，这种学习的过程就在看似散漫无聊的一次次排练中。等到在舞台上收获掌声的时候，很多人会听到自己成长的声音，仿佛全身每个骨节都在咔咔作响。而飘渺在历史尘烟中的老剧社，则赐予我们力量，指引我们精神，让我们回归常识，坚持那些听起来遥远的理念，比如民主、自由、公正、真实……这正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所应该不懈坚持的。
【补】如上所述，这篇小文是哀悼日写的，说白了根本就是胡扯。没办法，被学校里的小兄弟们催得紧了，满世界又都是地震，心情实在差，只好胡乱联系，看官见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