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肖鲁站在自己举枪的背影前面，准会想起1989年除夕那个遥远的上午。
那天她很紧张。中国美术馆正门西侧的走廊上，肖鲁和李松松碰面。“枪，带了吗？”“带了。”李松松掏出手枪，拉开枪栓，子弹上膛。“三发。”李松松告诉肖鲁，“枪里有三发子弹。”肖鲁满脸通红地接过枪，感觉手心冒汗。
枪柄上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型号不明。这是战争年代，李松松的奶奶缴获的战利品。
美术馆里人头攒动，“中国现代艺术展”刚刚开幕。有人在大声叫卖对虾，有人在一本正经地孵蛋，有人在散发避孕套，还有好几个人，伸展手脚趴在美术馆门前的广场上，地上铺着巨大的黑布，印有鲜红的交通标识“不许掉头”。
不能掉头了。肖鲁快步走向第一展厅。众目睽睽之下，她举起了枪。
一、预备
1988年，肖鲁完成了装置作品《对话》。
当时她是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班的学生，正陷入感情的苦恼中。“文革时期很多人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斗得一塌糊涂。”肖鲁说，“所以我的父母，甚至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教育孩子不要招惹这些事情。”25岁的肖鲁，觉得很压抑。
于是她尝试用艺术的手段来表达内心。《对话》是两个铝合金电话亭，一对男女的背影照片贴在里边，做出正在打电话的样子。而两个电话亭中间的台子上，放着一部红色的电话机，听筒悬垂在半空，表示“对话”并不畅通。
肖鲁把这件作品作为毕业设计提交学校，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看过之后，认为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用什么来“破”呢？既不能打碎玻璃，又要留下“破”的痕迹，肖鲁和老师谈到了“用枪”。
肖鲁想到了一个朋友，浙江省射击队的运动员沙勇。沙勇答应借一把枪给肖鲁用，可是毕业展览那天，带枪过来的沙勇没有找到肖鲁，规定的时间到了，沙勇就把枪还回了队里。这次打枪的想法未能实施，但肖鲁一直念念不忘。
1989年1月，肖鲁得知，《对话》入选了即将在北京开幕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在杭州方舟酒吧，肖鲁偶遇唐宋。
唐宋是肖鲁的校友，浙江美院国画系山水专业学生，他听肖鲁说起打枪的想法，立刻兴奋起来：“这个想法好啊！你敢不敢到北京去打一枪？”
“这有什么不敢的！”肖鲁回答。
2月，肖鲁带着作品来到北京，去找当年在中央美院附中上学时认识的哥们儿李松松。李松松的爷爷和肖鲁的外公是抗战时期的战友，肖鲁知道，李松松有枪。
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肖鲁大声对李松松说，松松能不能搞到枪。李松松吓一跳，说姐姐你小声点儿，没问题，枪就在我这里。15岁的少年李松松觉得，去美术馆里打枪，好像挺刺激的。
肖鲁却犹豫了。这一枪该不该打，意义何在？肖鲁想得头昏脑胀。2月4日晚，肖鲁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李松松家的电话，提出第二天借枪。
“那时候没有犯法不犯法的意识，根本没有想打枪之后的结果会怎么样。”肖鲁说，“我就凭直觉去做了。”
二、开枪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上午9点，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筹委会负责人高名潞宣布，这是“第一次由中国艺术家自己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
这次展览从1986年就开始筹备，中途几经周折，最后接下这个活儿的中国美术馆曾向高名潞提出，“不许有行为艺术。”但展览一开始，艺术家们就万分活跃，观众也被眼前的一幕幕奇异景象惊呆了。李山在画有里根头像的盆里洗脚；张念坐在二楼展厅的地上，身披白纸，上书“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旁边放着18个鸡蛋；吴山专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叫卖对虾，他的第一位顾客正是中国美术馆馆长刘开渠；还有三位艺术家浑身裹满白布，缓缓走入展厅，结果被便衣警察赶走。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从李松松手里拿到枪的肖鲁正走向自己的作品——摆放在第一展厅的《对话》。她突然想到，不能就这么打了就算，应该找个人录像。另外，是不是应该跟展览筹委会的人打个招呼？
这时，筹委会成员侯翰如恰巧路过。肖鲁上前说：“侯翰如，我跟你说一声，我有一个打枪的想法，一会儿我就要打了。”
侯翰如可能没听清这个女青年在说什么，他和高名潞一样，正被展馆里的乱象搞得焦头烂额。肖鲁记得，侯翰如当时说了句“我忙着呢，等会儿再说”，就匆匆走掉了。
肖鲁于是继续前进，她找到了有摄像机的居奕和温普林，他们答应帮她录像。
这时，唐宋来了。
肖鲁激动地向唐宋亮了亮揣在怀里的枪，两人边聊天边走向展厅。
11点10分。高名潞正在二楼，他听说有人在“孵蛋”，就上来看，可是孵蛋的青年已经不见了。作为负责人，他顶着很大压力，美术馆内外有许多警察，穿制服的和便衣的都有，据说连公安局长也来了。艺术家们层出不穷的状况让高名潞的神经高度紧张。这时，他听见了枪声。居然是枪声。
“砰！”
肖鲁对着玻璃开了一枪。
“再来一枪！”唐宋在旁边叫道。
肖鲁再次扣动扳机。
“砰！”
三、逃离
“我那时候有男朋友，唐宋也有女朋友，我们没什么关系。”肖鲁说，打枪这件事，对自己只是一种郁闷情绪的发泄。可是枪响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唐宋立刻被抓。第二声枪响后，人们才缓过神来，美术馆里炸了锅。警察从四面八方跑来，一个便衣揪住了唐宋，他一声没吭就被带走了。
肖鲁则奇迹般地顺利脱身。她打完枪后就向左转，走向大门。看到唐宋被抓，肖鲁慌乱之下把枪塞给李松松：“松松快把枪转移！快把枪转移！”她使劲连喊两遍。李松松一头雾水地接过枪，心想你有必要这么大声喊吗，周围好多人看着呢。
枪里还有一颗子弹。李松松把枪揣在大衣的内兜里，故作镇定，混在人群里继续看展览，居然把其他几个展厅都逛了一遍。半小时后走到西北角展厅，李松松看到有工作人员在大喊：“都出去都出去，闭馆了！”李松松问那人：“为什么闭馆？”对方回答：“出事了你都不知道啊？那边有人打枪！”
打枪者肖鲁成功甩掉了物证，躲进了展厅里的一个黑盒子作品。过了一会儿，她对路过的几个陌生人说，你们能不能护送我出去？对方也没说什么，几个人就夹带着肖鲁出了美术馆。肖鲁一头钻进马路对面的百花美术用品商店，接着，透过商店的玻璃窗，她就看到唐宋被押了出来。
另一边，被赶出美术馆的李松松也吃惊地看到，呼啸而来的警车包围了美术馆，看车牌知道，有公安部的车。李松松这才意识到，闯大祸了。
肖鲁彻底懵了。她走上大街，茫然地坐上一辆公共汽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又从终点坐到起点。来来回回经过美术馆的过程中，肖鲁看到警灯闪烁不停，戴着钢盔的防暴警察把人们都赶到广场上，又从广场赶到街上。好像只过了一瞬间，眼前的人就都消失了，广场和街道，像肖鲁的大脑一样寂静空旷。
有个问题始终盘旋不去，解释不清：为什么警察会在第一时间抓走唐宋？有传言说，肖鲁打枪时，便衣就在不远处，甚至可能目击了事件全过程，听到唐宋喊了那声“再来一枪”。警察可能据此作出判断：是唐宋教唆了一个女人开枪。也有人说，公安局长在一楼的另外一个地方，召集警察们开会，听见枪响，马上奔来，见唐宋可疑，遂将其拿下。肖鲁不知道哪种说法更逼近真实，或许都不可信，但她想，警察之所以抓错了人，一定是陷入了某种思维定势：打枪这种事，只有男人干得出来。
四、爱情
肖鲁还坐在公共汽车上发呆时，公安局的电话已经打到了她在杭州的家里。
警察告诉肖鲁的父亲，请提供一张你女儿的标准照片，用在即将发出的全国通缉令上。肖鲁的父亲肖峰，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他让肖鲁的母亲宋韧（浙江美院油画系教授）找一张照片出来。“母亲翻开我的影集，一张又一张地仔细挑选。父亲在一旁看得极不耐烦，随手抓起一张照片，急匆匆地出门去了。”肖鲁回忆。
当天下午四点多，肖鲁鼓起勇气，走到美术馆门口，对警卫说：“我是肖鲁，我要自首。”
警卫不知道肖鲁是谁，把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轰了出来。
肖鲁急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自首，竟然进不去门，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她又看到了那个面熟的人，于是大叫：“侯翰如！”
警卫就放肖鲁进去了。
当晚，肖鲁被带到东城区拘留所。做完笔录，审讯肖鲁的警官拍拍她肩膀：“我儿子现在正在学画，我真怕他将来学出来，也去干你这种事。姑娘，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学画怎么学出个打枪来？”
肖鲁忍不住笑出声。她被拘留了。
在拘留所的走廊里，肖鲁看到对面走来一个男人，她认出了，是唐宋。
两人面对面走着，在一个拐弯处停住，唐宋对肖鲁微笑着点头。肖鲁一直没有忘记那个简单的微笑，一瞬间，她感受到了浪漫。
这个除夕之夜，肖鲁和同囚的两个女犯人一起打着扑克，牢房外的其他艺术家们则郁闷不已。卖对虾的吴山专被警察开出了20元的罚单，从舟山冰冻运过来的虾也遭没收。展览被迫暂停，高名潞后来还接到了中国美术馆开出的《罚款通知》：
“由于违反展出协议和美术馆明确规定，相继出现在广场上满地铺有展标的黑布，在男、女公用厕所挂上用红彩绸装饰的镜框内写着“今天下午停水”的奖状，于馆内出现了三个身缠白布的人，一楼东厅有卖鱼、虾的，洗脚的，扔避孕套的，扔硬币的；二楼展厅有人坐地孵蛋。约11时，在一楼东厅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参展作者开枪射击问题，致使公安部门采取封闭现场，停止售票的紧急措施……为此，我馆决定罚款2000元，并在今后二年内我馆不为《中国现代艺术展》七个主办单位安排任何展出活动。”
大家都很泄气。“本来觉得自己的艺术挺带劲的，结果枪一响，什么都没意思了。”栗宪庭后来回忆，“那两枪把其他人都毙了。”
1989年，肖鲁和唐宋
五、误读
大年初三，肖鲁和唐宋被释放。2月10日，暂停四天半的“中国现代艺术展”重新开展，观众更多了。费大为告诉肖鲁，“美国之音”当天晚上就广播了这条新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亚洲周刊》等媒体也都报道了枪击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枪。”高名潞也建议肖鲁和唐宋，等面对记者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说说这次事件。
肖鲁却失语了，她不知道如何解释。“唐宋在一边侃侃而谈地说这件作品，什么政治、法律、计谋、策划等等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汇，使在场的人听得津津有味。”肖鲁记得，听着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话，她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肖鲁和唐宋想在中央美院借两间宿舍过夜。肖鲁的老同学王友身不由分说塞给她一把钥匙：“干嘛要两间？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是一对。”
那天，肖鲁和唐宋“好了”。
第二天，两人就一起离开北京。1989年2月，《中国美术报》发表栗宪庭的文章《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指出“唐宋和肖鲁的两声枪响把新潮美术的‘临界点’又往前推了一步”，认为枪击事件是唐宋和肖鲁两人的共同作品。1989年12月，肖鲁和唐宋出国，两人在澳大利亚共同生活了15年，直到2003年分手。
2008年5月29日，北京东营艺术区，肖鲁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大笑。“女人处于爱情中会晕的。”肖鲁说，“我现在一个人活得很坦然。”
她身后的墙上，整齐地挂着一排大相框，全都是自己举枪瞄准的照片，只是颜色越来越淡，每张照片上都有一个弹孔。那是2003年，她再次举起了枪，射向15个自己，射向15年的爱情。这个作品名叫《十五枪……从1989~2003》。
“这15枪是为了发泄，为了告别。”肖鲁说，“2006年我又打了一枪，就感觉把一切都放下了。”她指向不远处挂着的第16个相框。
是一片空白。
对话肖鲁：“枪击事件不可能策划”
新京报：你说过最初的创作动机是困惑，这种困惑从何而来？
肖鲁：我印象中的改革开放初期，整体上还是比较封闭的，经济贫乏，文化饥渴，只是在小范围内撕开了口子。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杭州南山只有一家喝咖啡的地方，那就已经很时髦了。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整天看书，尽看那些煽情的外国小说，二十多岁时候，荷尔蒙起作用，比较冲动。我还看一些哲学书、心理学书，知道人越是压抑，爆发越强。
新京报：创造力也就越强。
肖鲁：所以就要想办法释放啊，比如打枪。年轻人喜欢找兴奋点，现在都说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客观上也是因为没有别的现实冲击，做艺术的都不会想到赚钱，有点真空状态。
新京报：我们回到作品来说，单纯是《对话》这个装置作品，你不觉得已经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了吗？
肖鲁：我这个作品的形成，完全是私人化的经历在起作用，就男女之间那点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创作的过程中在不断修正原始动机，你选择接收的信息肯定是跟你内心有关系的。我老师说，从形式感上讲，需要破一破。他说完之后我脑子就一直在转，就是觉得这个“破”的想法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态。但是在杭州没借到枪，在北京借到了，我是个大大咧咧、随遇而安的人，如果没赶上这个机会，也就算过去了。
新京报：这枪打在中国美术馆，是很偶然的。
肖鲁：对，能拿到枪就是一个巧合。一件事情要做成，天时地利人和，少一项都不行，也是不可能策划出来的。但我是这中间最重要的执行者。今天的展览都被策展人控制得很好，非常严密，像作秀一样，但是为什么八九大展就出了这么多意外？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策划的概念，艺术家不懂规矩，策展人也搞不清楚，全都是原始状态，原始状态的激情，是很难重复的。
新京报：这种激情导致了精彩，也有评论认为，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前卫艺术在很长时间里被拒绝在官方大展之外。
肖鲁：因为后来到90年代，大家都开始谈钱了，汽车、房子，都是这些，思想界和艺术界就进入低谷。不过现在人们完成了经济上的原始积累，好像慢慢又开始追求精神层次了，这是个循环的过程。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对枪击事件的误读？
肖鲁：其实中国学术界很多人，喜欢把作品拔高，喜欢宏大叙事。我是一个女人，女人可能更喜欢关注情感问题。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误读，我以前不太喜欢被误读，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不舒服。2003年我给高名潞写信，我说做《对话》是为了情感，打枪也是为了情感，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后来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可能另外换了一种看法，我想艺术家创作时原发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解读作品的人也会在作品里去解读自己，这也是自由的。我为了情感而创作，你如果从中看到了政治意义、社会意义什么的，那也是个无法抹去的巧合。
新京报：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出来解释？后来十几年也在沉默？
肖鲁：我年轻嘛，26岁，刚刚毕业，参加这么一个大展。而且我是很自闭的人，艺术圈那些策展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八五运动”我也没参加，我特别惧怕跟那些理论家、精英们谈论艺术。他们说得特好，能把一件作品说得头头是道，我不会说，只会做。
新京报：你做事的时候也就是出于冲动吧，觉得打枪很过瘾？
肖鲁：就是进入了状态，好像忘了身边所有的事，进入自己的时空隧道。所以你今天问我当时怕不怕，我会说在那种状态下是不怕的，我只想把这个作品完成。我想换一个人可能就不做了，所以关键时刻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新京报：那你的命运，因为这两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肖鲁：有很多名和利，从天上掉下来，我当时就晕了。我觉得男性艺术家做事情会更想出名，但女人就是她想做了，名利欲望很弱。如果我想要名利，那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对着我，我却一句话都不说了，我如果一说，自己感情上那点破事全都曝光。所以当时我是非常不成熟的，但也是非常真实的，后来的事态发展，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极限。
新京报：对于作者是你自己还是包括唐宋，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计较？但是现在出来澄清了？
肖鲁：唐宋跟栗宪庭说，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唐宋一手策划的。他只有这么说，才能争到作者的名分，要不然他跟这个作品一点关系都没有。装置是我做的，枪是我借的，也是我打的，他做了什么呢？他喊了一声“再来一枪”，栗宪庭就认为男人在关键时刻喊了一嗓子，女人才去做。老栗骨子里绝对是男权，而且他不愿意承认当年的错误，这也是一种心理通病。
新京报：那么你女权吗？
肖鲁：没有啊，我始终搞不清楚什么是女权。我这个人其实事业心不强，在男女问题上绝对缺乏安全感，最大的愿望就是结婚生孩子，可是到现在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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