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5日，北京，中关村。
北四环边上的一座旧仓库要拆除了，纪世瀛跑去拍照留念。这座小库房在中科院物理所旁边，核聚变实验楼的东北角，低矮破旧。这里十多年前堆满废旧材料，蛛网层层；十多年后平地起高楼，车水马龙——无论站在哪个时间节点上，都不会有人注意到此地，想起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除了纪世瀛和他的伙伴们。
“搞改革不容易，历来没有好下场。”2008年4月23日，春光明媚。昌平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纪世瀛喝完咖啡，叹口气：“我能活到今天，非常幸运。”
中关村三结义
1980年的中关村88号楼，是中科院的集体宿舍，陈景润、张广厚、杨乐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都住在这座楼里。纪世瀛住在103室，那年他38岁，是中科院最年轻的工程师。“我出身农村，后来考进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原子核工程专业，毕业后到部队接受再教育，因为反对林彪被打成反革命。”在农村当了3年反革命，林彪倒台，纪世瀛得以进城，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从事核聚变工程研究。能进入中国最高科学殿堂工作，纪世瀛觉得很满意。
可是这年秋天，他却约了两个人到家中密谈——陈春先，物理所一室主任，有机半导体和原子能受控热核聚变专家；崔文栋，物理所高压电气技师。“陈春先搞理论，崔文栋搞技术，我搞总体工程设计，这就算桃园三结义了。”纪世瀛说，三人关起门来偷偷打的主意，就是“走出去自己干”。
事情的起因，或者说灵光乍现的时刻，是1978年和1980年陈春先的两次美国之行。在这个被视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陈春先看到了“硅谷”和“128号公路”，见到了那些走出大学创办企业的教授，听说了惠普和苹果这样的世界级大公司在车库里诞生的故事，他深受震撼。
此时在国内的纪世瀛，也常为体制的束缚而苦恼：“一切科研工作都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科学院的申报审批制度也非常复杂，在单位里想自己搞点什么是不可能的。”虽然待遇不错，生活安稳，可总有一股闷气让他沉不下心来。更重要的是，核聚变这样的长期工程，天知道什么时候成功。“我已经38岁了，还没有真正的建树，虽说在攀登科学高峰，但是永远看不到顶端。”
陈春先回国后，把在美国的见闻说给两个伙伴听，他们都激动不已。“中关村这个地方太像硅谷了，我们手里掌握着高科技，大墙外面却几乎是刀耕火种。”纪世瀛想，能不能仿效硅谷的做法，跳出大墙去，把技术变成产品，为国家兴旺做点实事？
三人一拍即合，立刻着手网罗人才。中科院里有不少像他们一样不安分的科学家，可大多郁闷在心里，不敢轻易付诸行动。他们只找到7个胆大的同志：曹永仙（力学所工程师）、陈首燊（电工所研究员）、吴德顺（电子所工程师）、罗承沐（清华讲师）、刘春城（物理所技师）、潘英（物理所会计）、汪诗金（北京等离子体协会秘书长）。10个人聚在一起，决定押上自己的饭碗，豁出去赌一把。
1980年10月23日下午，陈春先在北京市科协的会议上宣布要成立一个“服务部”。隔天的25日是个周六，纪世瀛叫来几个人，把一间几乎没人去的库房打扫了一下，杂物堆了半间，腾出半间用作今后的办公室。当晚，10个人在仓库里开会，正式宣布“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
今天的史家将其定性为“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写进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志》。而在当时，这个“服务部”没有营业执照，没有法人代表，成立时也没有留下任何文件和照片，除了几个久居书斋的知识分子，几乎一无所有。纪世瀛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慨道：“这既是一个革命行动，又是很唐突的冒险。”
知识分子赚“外快”
时间就这样开始了。
“我去工商局要办执照，人家都不给办，说你一个科研单位，要执照干什么？”纪世瀛笑道。“揭竿而起”后的最初两个月，他作为服务部管理小组的常务副组长，为办理各种手续满城奔走。单是银行开个帐号，就几经周折：当时只有正式的国家单位和企业才能开帐号，个体户只能以个人名义办存折。纪世瀛找到工商银行东升分理处，一位姓包的小伙子接待了他。“小包说，你们这几个人凑起来就想开帐号？我就给他大讲我们的宏伟蓝图，告诉他美国如何如何，我们这样做的意义又多么重大。”纪世瀛说。
听完一番侃，小包表示同情：“那你拿什么开帐号啊？”纪世瀛掏出大伙儿七拼八凑的500块钱，说这不是有钱嘛。小包说不行，你们科学家就是不了解社会，开帐号不能使现金，得有支票。纪世瀛就去找服务部挂靠的北京市科协，软磨硬泡，好容易借来了一张500元的支票，才把帐号开起来。“科协领导也说没见过这种事，怎么能随便拿钱换支票呢？”
有了独立帐号收钱，“生意”也滚滚而来。“社会上有很多项目，需要高精尖技术，比如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需要高压火花开关，只有我们能做。”纪世瀛说，“而像中科院这样的大单位又不愿意承接小项目，研究原子弹的人谁会给你做这个小玩意儿？”这正是纪世瀛们瞄准的市场空白，他们陆续承接了长脉冲电源、激光仪器、海淀锅炉厂技术改造工程等项目，还协助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建立了4个集体企业，做得风生水起。“我们这支‘科技游击队’成长也很快，集中了上百名不甘寂寞的高级知识分子。”
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服务部建立的这套新体制后来被简称为“两不三自”。吸引众多身怀绝技的专家放下“铁饭碗”、跟着纪世瀛他们瞎折腾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服务部建立的一套分配制度：每人每月发7-15元津贴，科技人员讲课每小时酬劳6元，每月收入最多不得超过30元。
这些钱意味着什么？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记载，当时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是每月8元，初级工人月工资18元，本科毕业生可以拿到56元，中科院有20年以上工龄的研究人员最高能获得月薪105元。“陈春先一分钱不拿，我每月拿7块钱，还是被迫带的头。”纪世瀛说，“我要是不拿钱，别人就更不敢拿。”参加服务部工作的科技人员都有自己的单位，在本职工作之余还能多赚一份钱，积极性立刻被调动。“很多人平时上班没精打采，一来我们这里就精神抖擞。”一时间，北京的科研单位活跃起来了，知识分子们奔走相告，不仅中科院人心浮动，许多其他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里的专家们，也纷纷投奔入伙。
试水者的三宗罪
“这一火就出问题了。”纪世瀛说，服务部的活动很快引起了中科院有关领导的注意，并遭到强烈反对。
1981年5月，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管惟炎找陈春先谈话，说服务部是“科技二道贩子”，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纪世瀛记得管惟炎后来提出了服务部的三大罪状：扰乱科学思想，打乱科研秩序，腐蚀科技队伍。“我设身处地为领导想想，着实有这三条，说得不为过。”纪世瀛说，“但恰恰要看，我们打乱的这个秩序好不好？这队伍应该是什么样？”
点名批评、开会批判，矛盾不断升级，终于闹到查账封门——管惟炎恼火的，不仅是这个服务部搞得人心惶惶，他还怀疑，陈春先身为物理所一室主任，会不会拿着所里的科研经费，到外面中饱私囊？管惟炎查到，陈春先名下至少有两笔支出去向可疑，合计17万元。
“这里有一笔钱是拨给合肥等离子体所，10万元。还有一笔调到电子部四所，7万元。”纪世瀛解释，钱是划到合作单位去了，作为领导，管惟炎产生怀疑也是应该的，但后来的调查认为，不存在挪用科研经费的问题。这件公案的最后结论发表在1983年1月31日《经济日报》上，记者李洪波、张枕丹找到中科院合肥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丘励俭作证，证明这17万元“完全正常”。
然而科学院的财务调查已经使服务部陷于瘫痪。“物理所派来副所长和会计查账，这一下子就炸窝了。”纪世瀛说，很多拿了钱的人纷纷把钱退回来，上百人的技术团队顷刻间分崩离析。1982年底，山穷水尽，“最后又是只剩我们三个人了。”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一筹莫展。
“到这时封门，两年多时间，我们做了二十多个项目。”纪世瀛总结：“有几千块钱的，也有几万块钱的，合同额加起来共有十几万元。”但是这些钱也包括了购买元器件的成本，最后纯利润有多少，纪世瀛说他也算不清楚，“没有利润观念，总而言之没有亏钱。”
总书记的批示
转机在1983年初到来。
1月25日早晨，物理所大院突然一片喧哗。纪世瀛被咣咣的砸门声惊醒：“我以为又出什么事了，就听外头喊：快，快出来，快听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你们大方向正确！”
“那是《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里播的，说知识分子搞技术扩散，大方向正确，应予支持。”纪世瀛简直不敢相信这天降的喜讯，他本来已经做好了回农村倒卖大葱的打算。这并不是最坏的考虑，倘若关于挪用巨额科研经费的指控坐实，陈春先和纪世瀛等人都可能锒铛入狱。
狂喜的纪世瀛马上奔出去，在路上碰见了同样激动万分的陈春先和崔文栋。“我们三个都互相问，是不是你干的？到底是谁干的？”
他们不知道，逆转形势的大手，竟然来自中南海。幕后的经过是：一直支持服务部发展的北京市科协副主席赵绮秋，把纪世瀛等人的遭遇告诉了她的丈夫周鸿书。周鸿书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他指派记者潘善棠前往中关村调查此事。潘善棠写了一篇内参直达中央，内参中表扬陈春先学习美国硅谷的经验，一个“新技术扩散区”正在中关村出现，而物理所个别领导人进行阻挠，严重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据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
高层的反应十分迅速。《中关村科技园区志》记载，1983年1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批示：“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同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
后来，纪世瀛在科协的办公室里看到层层转发下来的文件时，感觉胆子立刻壮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批示了，这可牛得很。”
看到中央批示后，管惟炎从此默不作声。纪世瀛说：“最后他的态度是这样的：你给我滚出物理所。”1983年4月15日，纪世瀛记得很清楚，他最后一次走出中科院物理所的大门，有一种终于解放的感觉。此后不久，管惟炎离开中关村，赴合肥出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89年被免职，2003年死于交通事故。
被改革低潮扼杀
“从此我们东山再起。”度过难关的纪世瀛意气风发，“我们服务部和北京市科协、海淀区科委、海淀区工业公司联合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企业。”这个想法得到了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的支持，于是有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简称“华夏所”，陈春先任所长，纪世瀛、崔文栋任副所长。纪世瀛说这是“从游击队发展成正规军了”。
1983年到1984年，华夏所完成了15项国家计划外的技术项目开发，初步形成了“技工贸一体化”的雏形。目睹华夏所的蓬勃生机，有更多的人按捺不住心痒，下海弄潮。陈庆振创办“科海”，王洪德创办“京海”，万润南创办“四通”，金燕静创办“信通”——这就是日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明星企业“两通两海”。中关村作为改革开放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试验田，逐渐声名大噪，响彻全国。
“华夏所发展很快，没想到死得也很快。”纪世瀛叹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扼杀”了华夏所。
1984年，华夏所与中科院北京器材供应站签订了一个总额320万元的合同，内容是由华夏所在130天内向对方交付100套微机。当时的中国，微机还是稀罕事物，只有电子部六所有开发能力，且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当华夏所拿到从广州海关进口并空运至北京的66套计算机零件时，合同约定时间只剩下不足一个月了。
“我们日夜加班赶工，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纪世瀛说，“可是供应站却不要这批货了。”
按照纪世瀛的说法，在华夏所全体动员，抓紧组装微机的过程中，科学院方面认为，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大多来自科学院内部，既然这样的话，无论技术还是渠道，都相当于已经被自己掌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科学院是老大哥，说不要就不要了。”纪世瀛说，“我们可是贷款搞的啊，这一下就坑死了。”
华夏所愤而诉诸法律，要求中科院北京器材供应站履行合同。1985年8月28日工商局仲裁委员会下达裁定，1986年10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都是华夏所胜诉。供应站不服判决，上诉至高法，高法又打回中院再审。1989年9月6日，中院二审判决仍然是华夏所胜诉。陈春先和纪世瀛等人很高兴，满怀希望地盼着收回货款。没想到1990年11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华夏所败诉。
“理由是超范围经营，说我们没有计算机经营范围。”纪世瀛说，“我们被改革低潮扼杀了。最后华夏所被查抄，连一张纸都没有剩下。”
创业者的命运拐点
华夏所被查抄后，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三人各自为战。他们的人生，从此拐向不同的方向。
纪世瀛借了5万块钱，带着华夏所原班人马，成立了北京市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这是华夏所延续到今天的唯一一支。”机缘巧合，纪世瀛的新企业成功进入军工行业，有9项产品作为高技术装备列入军备。“我们是空军在北京的重点军事科研协作单位里，唯一的一家民办研究所。”纪世瀛说，“这要感谢朱镕基。”
纪世瀛介绍说，他们研制的黑匣子破译技术，起初没人敢用，台湾当局得知了这项技术，要花五百万美元买断。“我们研究决定，宁可闲置不用，也不能卖。”这时朱镕基得知了情况，马上作出批示。“说有困难，请帮助一下，军队也可以考虑。”纪世瀛说。
而纪世瀛本人则不再从事具体管理，转向为企业家服务——他连续三届、担任了14年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中关村里的大小企业，有了麻烦都来找他解决。“谁被掐电了、封门了、停水了、拘留了、判刑了……我就到处捞人去。”纪世瀛笑说，“相对于背景深厚的国企，民营企业没有爹娘，就这么一个组织，我不管谁管？”
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1996年12月24日凌晨，匪徒入室抢劫，纪世瀛被砍27刀，险些丧命。“肺都扎透了，四个大夫给我做了三个多小时手术缝合。”纪世瀛说，“可能砍我的人觉得，我是中关村老板们的老板，应该更有钱。”
相对于另外两个伙伴，纪世瀛的确算是“有钱”了——2004年8月10日，陈春先病逝，死时两袖清风。“1980年他和我们一起下海时，家里住的房子，一直到他死都没换。”纪世瀛扼腕长叹。陈春先生命的最后10年，尝试过很多行业，比如塑胶手套厂、房地产、数据录入技术等等，均折戟沉沙。纪世瀛评价：“他过于理想主义，提出的理论都对，执行力和战术大大的不行。”陈春先位于中关村804楼的住宅，有4个房间，共约100平方米。2001年6月21日，在写给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陆昊的一封信中，陈春先表示，希望能把这套房子，连同自己20多年创业历程积累的无形资产，一起作价50万元交给某个公司经营，以此解决自己的医疗和生活困难。不幸的是，这个愿望很难实现，没有公司愿意为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埋单。
另一位曾叱咤风云的人物——崔文栋，如今躲债在外，下落不明。他的落魄源于一栋被强制拆除的房子——今天中关村政府街口，海龙大厦与四通大厦之间的黄金位置，曾经是一家餐馆。崔文栋花二百多万买下来，改作自己的“华夏电器公司”门市，红色的玻璃钢装修极尽豪华。谁知修建政府街的命令下来，这些门市房因属红线内的临时建筑，被限令无偿拆除。崔文栋从外地出差回来，眼见一片废墟，欲哭无泪，从此负债累累。
几年前，纪世瀛曾经见过崔文栋：“他打车到我公司，见面先不寒暄，第一句话就是：‘老纪，我兜里没钱了，替我去付出租车钱。’”临别，纪世瀛说我请你吃顿烤鸭。崔文栋说不用了，你把吃烤鸭的钱直接给我吧。
尾声
“早年也有人叫我村长，我不干。”纪世瀛乐呵呵地说，“后来这名号让段永基接了。”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头衔是“中关村第一村民”，因为低调，符合他的处世原则。
既然一直是村民，也就无所谓心理落差。62岁时，纪世瀛从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转向创办企业家学校。今年他66岁了，生活平和安乐。当年他眼看着成长起来的年轻老板们，如今仍然会坐在台下听他讲课。在他看来，善于审时度势，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是残酷商战中生存的要诀。“我要赶紧把一辈子积累的经验传授给他们。”纪世瀛说，“在中国办企业，必须熟悉中国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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