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刊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潘晓”。
这封充满迷茫和怀疑的信，随即引发了一场持续近半年、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
回顾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讨论，关志豪仍历历在目。当时，他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大讨论引发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而类似的争论，再也不会发生了。”关志豪说。
第一章：起 • 迷茫
1980年，是一个微妙的节点。
大变化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华国锋的辞职请求。
一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们心里崩塌了；以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突然转向了——青年们有些发懵，黄晓菊和潘祎也在这个群体当中。那年，黄晓菊25岁，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一名女工，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发起病来就疼得不能走路。小伙子潘祎则是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的二年级学生，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性格孤僻乖张，甚至有些心理不健康”。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的采访联系在了一起。
这本杂志也刚从困顿中走来——创刊于1923年的《中国青年》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文革”期间被查禁，1978年9月复刊。复刊号的主题是“破除现代迷信”，为了这个主题，关志豪曾组织同事们深入农村调查，想要搞明白“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结果发现，有两个主要问题，导致青年们陷入迷茫：“一个是中央号召进行新的长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青年们的思想离这种观念有很大的距离。不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吗？怎么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关志豪说，“另一个问题是，青年们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动乱给他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复刊号发表了由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写、经胡耀邦审阅的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提出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期杂志反响极大，发行270万份，甚至遭到党内保守力量的查禁，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导火索。
第二个问题怎么办呢？《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提出，既然青年中存在普遍的人生困惑，是不是可以就此开展一次讨论？这个建议得到了关志豪的赞同，两名编辑立刻行动起来，寻找具有典型性的青年代言人。
潘祎和黄晓菊进入了编辑的视线。“1980年4月7日午休后，辅导员到宿舍找我，让我去开会，说是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在潘祎的回忆中，那天，杂志社编辑马丽珍提出找他单独谈谈，因为据学校反映，潘祎“轻生厌世，一些想法在青年里具有普遍性”。
事实也的确如此。潘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自述，在学校里，他时常感到孤独和绝望，沉浸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熬日子。“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会有什么前景？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1979年4月31日，潘祎在学校操场上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幸被同学及时发现，送进医院抢救。悠悠醒转的潘祎对医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黄晓菊的情况也不妙。她幼时患了小儿佝偻病，被母亲送回外祖父家抚养。中学时代遭校方批判，因为她喜欢看《简爱》和《红与黑》这样的外国小说，同学揭发她“看资产阶级黄色小说”。18岁时，由于严重的关节炎，黄晓菊免于下乡插队，被分配进残疾人工厂，在流水线上一呆就是八年。期间还经历了一次莫名其妙消失的初恋，精神更加消沉。1980年4月，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养病的黄晓菊，接受了《中国青年》编辑马笑冬的约稿。
第二章：承 • 倾诉
“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关志豪说，拿到两个青年倾吐心声的稿件后，编辑部决定，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修改后发表。文章的署名，从潘祎和黄晓菊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就叫“潘晓”。
在这篇文章里，“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在工作中因正直遇到的阻碍、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文末，“潘晓”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第三章：转 • 争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正如“潘晓”所说，“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雪片般的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从5月27日开始，《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上千封来信，到6月9日，已经有两万多封信了。关志豪记得，邮局的人开始用的是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背在肩上的大邮袋。许多来信在参与“人生的意义”讨论的同时，还对《中国青年》发起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敬佩和感激。一些读者还给潘晓寄来了钱物。
读者们说了些什么？“大部分读者的来信表示支持潘晓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打棍子。”关志豪说。1980年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读者国昌来信：
“十年浩劫，青年深受其害。他们有不幸的经历，有苦闷的心声；他们要诉说，要倾吐，要寻求人生道路的真谛。关心青年，帮助青年，就要让他们把心掏出来，让他们讲真话，发点牢骚也不要紧。要让青年们在一种民主的空气中无拘无束地交流思想，探讨问题，从中得到正确的结论。不让青年说真心话，说了一点带刺的话、‘出格’的话，就立即顶回去，或者不考虑青年的特点，大讲干巴巴的道理，那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
1980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又发表读者冯斌来信：“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对青年的影响以及对青年的偏见都很严重。非议、压抑、打击，甚至欺骗、愚弄、毒害，这些现象严重地阻碍着青年的健康成长，强烈地刺激着青年已被损伤的心灵，造成不少青年内心更加痛苦，悲观失望，有的走上了绝路。多年来，教育青年在思想上接受的是正面的东西，但实际接触到的却不完全是他们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在发表“潘晓”的信之前，关志豪就预计，这封信中提出的观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将引发很大争论，但他没想到影响如此之大。《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这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也迅速跟进，肯定了“人生观大讨论”的重要思想意义。
1980年6月，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批示，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6月18日下午，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1980年7月开始，《中国青年》扩大讨论版面，由原来每期8页扩大到20页，发表了许多讲述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经历的来稿。8月，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在杂志上刊出，直言：“如果说学习其他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那么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变了，世界也就变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更大胆的观点不断跳出，使得这场讨论再度升温。
关志豪说，虽然从一开始，编辑部就没有隐瞒过“潘晓”是两个人的事实，但很多人都想见到“潘晓”的真面目。于是，在征得潘袆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编辑部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8月20日，“潘晓”的专题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一时广为传播。
第四章：合 • 落差
然而，到了1980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指黄晓菊“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不久，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胡耀邦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
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这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
关志豪记得，当年第12期《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的版面，而且宣布发完本期后，讨论就此结束。在持续8期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一百多位读者的稿件，约十七八万字；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飞速上升到398万。
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有关“潘晓”的大讨论，自此偃旗息鼓。不过，到了1984年1月，《中国青年》又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里，编辑部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潘”和“晓”的命运，也被这场大讨论所改变。1980年5月，潘祎被人带去北京安定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精神分裂”，学校勒令潘祎退学。“学校得知我参加了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潘祎在回忆录里写道。退学后的潘祎一度四处流浪，住过火车站候车室，睡过立交桥。1983年，他被牵涉进一桩盗窃案，赶上“严打”，入狱三年半。出狱后，他做过很多工作，始终认为“人生观大讨论”是自己的一场灾难：“它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资格，生活权利被剥夺了。1980年，当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却被驱出校门，颠沛流离。”
一夜成名之后，黄晓菊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在“潘晓”声名最盛之时，每天都有人在工厂门口求见，要和她探讨人生，许多大学也请她去做报告。她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后又离婚。《中国青年》杂志把她调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后来她又跳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做图书资料员。1988年，黄晓菊只身闯荡海南，当过记者，做过女佣，1993年回到北京做服装生意至今。“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走下去。”黄晓菊觉得，现在她脚下的路，已经宽多了。
关志豪还在为当年的许多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而可惜，“人生观大讨论”休止后，六万多封读者来信都被焚毁。“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关志豪认为，如果那场讨论能继续深入下去的话，“关于青年思想的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
黄晓菊：成为“潘晓”，我不后悔
新京报：“潘晓”出名后，你的工作和生活起了怎样的变化？
黄晓菊：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主流对我肯定是有看法的。整天有很多人到厂里来找我探讨人生，既跟工作没有关系，对领导来说，政治上也不安全，搞不好会出什么事。所以，我就一直不能融入单位的工作氛围。
而且对于这场讨论，高层领导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开端，是很好的事。可是，也有的人会认为太激进了。
新京报：所以，后来你就调工作了？
黄晓菊：那种情况下，厂里就跟中国青年杂志社商量，把我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想，他们肯定对我先入为主有一种看法，觉得这个人会有点跟工作不沾边的思想，所以就把我搁置在主流工作之外了，没有让我进出版社的正式编制，而是跟一些退休的老人和一些没有工作的孩子们，到图书亭里边卖书、运书。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和重用？
黄晓菊：我从一个街道的工厂调到这么一个地方，刚开始还觉得挺好的。以为到了出版社能跟一些搞青年工作的人聊一聊自己的思想，更接近我喜欢的那种氛围。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反应过来，你根本就找不到跟谁去交流。我就觉得一直融不进去，别说重用了。
新京报：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现状了吗？
黄晓菊：我看到当时社科院招聘，就去考试，结果到了那儿，也是给弄到一个图书馆，没有进入正式编制，管理图书、剪报纸。我就想，肯定在我的档案材料里有东西，但咱们也看不着啊，闹不清写了什么，就觉得怎么走到哪里都不能进入正常的状态，自己也不明白。换了几个单位都是这样，最后终于在体制改革的时候，单位找了个借口给我停聘了。当时我刚离婚，三十出头一个人带着3岁的孩子，特别伤心、绝望。
我当时赌了一口气，就让人们看看我离开体制也能活。1988年，我就一猛子去了海南，接下来又去深圳，1993年又回到北京，自己闯荡。
新京报：还会想起自己曾是大家讨论的“潘晓”吗？
黄晓菊：我是一个母亲，要养活自己的儿子，那些思想上的事情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我不想拿潘晓来说事儿，潘晓只是一个精神的符号，完成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作用。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我就是黄晓菊。我该过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并且我始终认为，潘晓不完全是我黄晓菊本人。
新京报：客观上这场讨论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
黄晓菊：事实上就是这样，但我绝不用“受害”这个词。潘晓也逼了我一下。我一个人打拼到今天，现在做服装生意，虽然不能说做成多大的事业，至少证明了离开主流社会，我一样能活得很好。我能养活我的孩子，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也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
新京报：你现在还会有那些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吗？
黄晓菊：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以外，肯定我还是喜欢想问题的。我喜欢舞蹈，喜欢看台湾林怀民的现代舞，我觉得这样的舞蹈跟人生的某种意念有关。还有贾樟柯的电影，《小武》、《站台》啊什么的，王朔的书，我都一直在看。与人生思考有关的这些东西，我都非常关注。
新京报：那你后悔被卷入这场讨论吗？
黄晓菊：我不后悔，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还觉得挺骄傲的。偶然中有必然，既然我成为了“潘晓”的一部分，该我承担的事就要承担，就跟我做女人、做母亲的道理是一样的。一切都不需要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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