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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

1984年3月，钱钟书写下了上面的话，同时打了一串“家常庸俗的比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有时大开着门和窗，有时只开了或半开了窗，却关上门；有时门和窗都紧闭，只留下门窗缝和钥匙孔透些儿气。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

钱钟书是运用比喻的大师，他看了钟叔河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就忍不住想点出一个事实——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

牢房锁不住新生的力量

时隔三十多年，钟叔河依然记得他在牢房里与朱正的讨论：中国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办？

1957年，钟叔河被打成右派，因为他主张“党外办报”。当时他所在的《新湖南报》一共划了54个右派，“反右”的负责人对他说：“有人说报社右派划得多，即使只划一个右派，也是你钟叔河。”

比起其他“右派”，钟叔河的罪名尤其隆重。《新湖南报》给他印的一本书里，记载了他提出的“四十八条”。比如关于民主，钟叔河讲：“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比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钟叔河又讲：“强调专政必然会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享受更多的权利。”那个年代敢这样讲话，不是右派是什么？所以钟叔河说：“我并没有被冤枉的感觉，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后来浩浩荡荡800万字《走向世界丛书》，就缘起于此。1970年，钟叔河被投进监狱，他和同在狱中的朱正经常交谈，一些私人想法逐步形成共识。“历史上的统治者，明朝的皇帝也好，清朝的太后也好，都是反对走向世界的。他们认为统治者的麻烦，是外部世界带来的。中国社会本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中国文化的本质也是内向的，自我感觉太良好。”钟叔河说，“坐牢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编书，但我一直在想，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怎样才能享受民主自由，不会因为读书和思想而受罪——这是封闭的国家、中世纪社会才有的现象。”

两人讨论的情形，朱正后来写有《述往事，思来者》一文记叙。萧乾在《长沙出版界四骑士》一文中，也谈到钟叔河的牢狱之灾：“那顶帽子对他毋宁是难得的‘幸运’，因为当旁人在歌颂大炼钢铁或大打派仗的时候，他好像早就料到80年代中国必将从阶级斗争的噩梦中觉醒，改革开放必将到来。”

1979年，钟叔河恢复工作，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立即开始着手编书。他广泛搜览前人的出国记述，包括日记、游记、考察记、报告书等。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近代中国留学、出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搜集到了三百余种，包括不少难得一见的手稿和抄本，如张德彝《随使法国记》、周作人藏黄遵宪最后定本《日本杂事诗》、钱单士厘《归潜记》家刻毛本等。“浏览过这三百余种书，等于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作了一番纵横观察。”钟叔河决定，精选其中的一百种编辑出版，是为《走向世界丛书》。

出书并不容易。有朋友半开玩笑地对钟叔河说：“不怕戴卖国主义的帽子吗？”萧乾也担忧地提醒他：“那些夸耀民主自由的书，怎可让它们在社会主义光天化日之下重新与读者见面！你岂不是自找麻烦！”钟叔河说不怕，在后来为收入丛书的《西学东渐记》所写的导言中，他援引了1881年英国人H .N. Shore评价容闳的话：“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

钱钟书主动作序

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李圭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83年，钟叔河在该社共出版了27种，共计20册（有的是合集）。这是丛书出版的第一阶段，立刻引起读书界高度关注。

“钟先生这套书，史料价值高，本身编得也很好。”现任岳麓书社社长的曾主陶说。好在什么地方呢？曾主陶认为，首先是选材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日记、笔记可以说浩如烟海，钟先生就选取‘走向世界’这个视角来组成专题，在80年代也代表着时代的要求，体现出中国人积极关注世界、走向世界的心态。”另外，编辑的功夫也炉火纯青，有眉批、边批，“更值得一提的是每本书前面的导读，研究很到位，钟先生的文笔也很漂亮。”

钟叔河把全部精力投注于此，当时没有电脑，要请人誊抄原稿，钟叔河再逐字校对，逐句标点，加旁批，做索引，写导言，这些导言甚至都长达数万字。“一个月出一本，的确比较辛苦，但这是我自己早就想要做的事，所以不以为苦。”

钱钟书注意到了这套丛书，他对《读书》杂志的董秀玉表示，希望和钟叔河谈谈。1984年1月，钟叔河在北京第一次见到钱钟书和杨绛，送给他们新出的几种书。钱钟书建议钟叔河把自己写的叙论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钟叔河后来回忆这天的情景：“不巧我那天晕车，无法多请教，只再三希望他对书多提意见，便匆匆告辞了。”

回湖南后，钟叔河收到钱钟书的信：“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此后两人书信往来数十封，钱钟书认真审读书稿，提出了许多修正意见，并破例为钟叔河作序。单是这篇序文的开头一句，钱钟书就修改了几次，先是：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了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兴趣，也起了愿望。”

附信里，钱钟书说：“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两周来人事猬集，今急写就呈上，请阅正。”两天后又来一信，把序文开头改为：

“我最初在《读书》里看见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钟叔河感激不已，回信希望钱钟书再考虑改掉文中对自己的赞赏之辞，不料回信还在寄往北京的路上，又收到钱钟书的第三稿，开头改成了：

“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走向世界》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

这些信件，钟叔河都珍藏箱底。二十年后，杨绛给钟叔河的信中提到此事，“他（钱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重新走向世界
   
今年，岳麓书社计划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修订版。责任编辑杨云飞介绍说，目前排版和校对工作已基本做完，正在制作封面，预计8月底面市。

1984年起，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工作条件好转，有了助手帮忙做索引、看校样。丛书也自1985年开始由该社出版，到1986年共出10册38种。加上之前湖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的，《走向世界丛书》至此出齐第一辑，总印数超过70万册。“其实当时还做过一个精装本，只印了百来套，没有向市场销售。”曾主陶说，“这次我们准备做两千套精装本，满足读者需求。”

丛书涵盖内容丰富，有1847年容闳留学美国写成的《西学东渐记》，1866年斌椿、张德彝等奉派游历欧洲所作《乘槎笔记》和《航海述奇》，1867年王韬私人去巴黎伦敦后所著《漫游随录》，1868年志刚巡回各国递交国书所作《初使泰西记》，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法的《伦敦与巴黎日记》，1876年李圭赴美国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写的《环游地球新录》，1878年徐建寅去德国考察造舰、兵工写的《欧游杂录》，还有唯一的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原名《四述奇》），以及清末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等等。艺术评论家李公明说：“在刚从文化禁锢和思想专制的重压下挣脱出来之初，大陆出版界面对的是思想资源贫瘠、知识与学术园地荒芜的状况，刚苏醒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确是一片四顾苍茫。”《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正逢其时。

以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为例，“地球是圆的，今天连小学生都懂；但在当时，却发聋震聩，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钟叔河这样评价其开拓性，“康有为就是在他22岁读了《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后，才立志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钟叔河看来，更迫切地需要“走向世界”。钱钟书也指出：“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

钟叔河：我求得发人深省的力量

新京报：是“文革”中的遭遇促使你来做这套书的工作吗？
钟叔河：我和朱正在七十年代坐牢的时候，经常谈论一些问题，说怎么我们这样的人，搞到要坐起牢来了呢？我们没有打人，没有贪污，没有强奸，却要坐牢，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当时“文化大革命”这种搞法，使中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正常轨道，我们当时实际上是被自己关起来了。

新京报：你反思的结果是什么？
钟叔河：不是我和朱正走入歧途，而是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背离了普世价值。我说《史记》和《红楼梦》这些书不应该烧掉，朱正谈了谈林彪的个人野心，就把我们都关起来了。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处理得公正不公正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走向世界的问题。走向世界，也不是说我要过外国人的生活，买个小汽车什么的，而是要走向全球文明。所以我当时编《走向世界丛书》是有政治理念的，不是为了把古人这些书翻出来出版，然后赚点钱这么简单。

新京报：有人说你编书赚钱吗？
钟叔河：有啊，其实当年编书根本没有拿钱的想法，我不是在这个层面上考虑问题。编书工作搞了十年，800万字，还要写叙论、查资料，我现在认为拿一点报酬也是可以的，我的劳动并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价值要小吧？但这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别人要出这个书，花钱来买我的版权。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钟叔河：这里有个问题，是不是一讲全球文明，就是向西方学习，而看不起我们自己的传统呢？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们从来不看轻传统文化，追求文明，追求民主自由，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优良传统。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使在封建社会，皇帝统治国家的时候，大臣也是可以议政的。康有为几次向皇帝建议要求变法，说中国不变法就要亡，光绪皇帝日后想做波兰、朝鲜那种被瓜分的国家之主都不可能。今天我们讲民主自由，往往被看作传承西方的精神，其实我们古代就有民主自由精神，为什么不发扬呢？中国的传统，是可以议论政治的，过去有话讲“天下有道，庶民不议”，那就说明天下无道，庶民就议嘛。

新京报：《走向世界丛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钟叔河：你们新京报2006年1月6日有一篇文章，叫做《重读走向世界丛书》，因为湖南看不到新京报，我前几天才知道。作者是陆建德，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就讲了，2006年他重新看1986年的《走向世界丛书》，感触仍然很多。看到张德彝光绪六年在英国的日记，伦敦的一个马车夫因为鞭打自己的马过多，被罚款并且监禁一个月。这就说明英国这个国家很好，法理总是顾及到人情，马尚且不能乱打，何况是人？《走向世界丛书》20年没有再印，还有人关心，有人在看。

新京报：但是看的角度会有不同吧？
钟叔河：我编的这套书，是19世纪末的人写的，到现在一百多年。这套书最后一本是1986年出版，到现在也有22年。到现在还有人看，说明一百多年前的人对西方世界的观察，至今还有意义，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还没有完成。现在外国还有人骂我们，问题在于，中国要争取很好的形象，就要以现代化的面貌出现，不要用自闭精神对待世界上的问题。我们谈中国的缺点，不是不爱中国，而是爱得很，提倡爱国首先要做到的是文明进步，让国家可爱。
这些书的价值就在这里。可是当时没人出版，我就找到这些书，自己标点、校对，自己写导言。有些地方讲我是主编，其实编辑就我一人，所以应该是“钟叔河编”，不是“钟叔河主编”。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出齐这套书？
钟叔河：我本来准备出版一百种，但是出到36种，1989年以后我就离开岳麓书社了。中国做事向来是这样的，你在的时候可以做，走了之后就没有人接手了。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书没有出，比如张德彝的日记出了五部，还有三部。现在别人没有能力，我自己78岁了也没有精力。

新京报：你选书的标准是什么？
钟叔河：注重真实。务虚的文章我不收，纯粹讲外国人好或者骂外国的，我也不收，我只收具体事情的见闻和发表的看法。比方说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写英国女王请他看跳舞，他自己不会跳，看到男人女人搂搂抱抱，中国人往往视为禽兽，可是他发表议论说，外国人跳舞很有礼貌，没有乱来，他们是一夫一妻的，跳舞的时候也带太太去。反倒是中国人那时候讨很多小老婆，这一点上，中国人没有资格骂外国人。
我编任何一本书，郭嵩焘也好，曾国藩也好，周作人也好，都是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编，都是为了使中国走向世界。曾国藩是一个旧时代旧文化的代表，但他是那个旧时代下，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即使是这样强的人，也挽救不了中国，这就说明这个统治和文化确实要死亡了。他个人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整个体制是无可挽回地走向末路。
虽然我的思想有偏颇，也不够深刻，可这是我的思想。我在序言里写过“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这是法国诗人缪塞的诗。从这些书里，我求得发人深省的力量。

朱正（学者）：
对今天读者依然有启发意义

“走向世界丛书”现在能再出版，是好极了的事情，这套书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套书就是那些晚清时候最早从中国到外国去的中国人，所写的关于外国的见闻，当年我和钟叔河讨论的时候认为，这些文献的价值在于使中国能够打开眼睛看世界。原来中国长时期闭关自守，总以为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最高明的，认为外国的，所谓“夷狄”都是一些文化比中国要低的民族。到了晚清时候，知识分子们就知道，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嘛。像郭嵩焘他们到英国去，看到外国的文化有比中国还要先进的地方。所以这个丛书对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是很有意义的，让我们现在的读者也可以明白，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很艰难的，也是必然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套书了。因为他这个书出来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对国外世界知道得非常少，看这些书有一些很新奇的感觉。这是老一辈，甚至比老一辈更老的，一百多年以前的人很难想象的。当时的外国不是现在的外国，当时的中国也不是现在的中国，所以正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有很多启发的意义。但是事实上我想，现在的读者也能够明白，这个差异还是很大的。

曾主陶（岳麓书社社长）：
新版的目的还是推广观念

《走向世界丛书》收录的史料价值很高，上次出版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基本换了一代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缺乏这些资料，他们也很关注老一辈知识分子是如何走出国门，向世界学习的。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重新修订出版这套书，是很有意义的，中国读书界、出版界、史学界对这套书的期待已久。

这次修订跟原来的版本相比，一是修订了钟先生的导读；二是文献本身修正了一些错别字，文字更加准确；三是印制技术提高了。我们准备推出十册精装本，定价980元。另外为了满足读书界朋友的需求，还有平装本20种计25册，和精装本同时推出。

现在读书大环境如此，我们也不准备赚什么钱，想法就是继续推一推国民走向世界的观念。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只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与世界接轨的任务还比较艰巨，还需要一代代人继续做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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