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梁晓声并不容易，虽然他是个没有架子的人。他没有手机，从不使用电脑，留给外界的联系方式只有一个固定电话号码，通向他在北影厂附近的旧居，而他本人并不住在那里。即使电话终于打到他家，接电话的家人第一反应也是“他不在”。“除了写作之外的事情，比如接受采访、出席活动等等，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梁晓声说，可是没有意义的事总是很多。记者走进他旧居时，已是下午3点半，梁晓声刚送走了一拨找他谈电影剧本的人，一天没顾上吃饭，匆忙掰了半块馍啃下，喝口水，坐定，开聊。
他确实很忙。
这种忙碌，已经使他无暇写作。
而且，他还有严重的颈椎病。坐着谈话的时候，他需要不时活动脖子，时而咧下嘴，眉头紧皱。“我没办法伏案写作。”梁晓声指着桌上散落的几支笔：“所以我现在已经不用这种水笔了，改用铅笔，因为铅笔在纸上的运动很流畅，不用费力。”原来他的逾千万字作品，都是这样“爬格子”而来。
也是因为身体状况，他放弃干了一辈子的编剧职业，改行当了大学教师，在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书。采访中途，电话铃响，是他的一个学生要请假，梁晓声问明缘由后，劈头盖脸教训了学生一通，声明绝不准假。撂下电话，坐回桌前，梁晓声气呼呼地说，中文系的学生，要去参加外语系的活动，像这样能学好什么中文！
他依然习惯愤怒，并且有愤怒的力量。作家、教师身份之外，他还是海淀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是他的工作之一。“我经常拍桌子。”促使他拍桌子的话题，有农村教育，有医药安全，有贪污腐败，年近花甲的梁晓声，谈到世间不平事，仍会目光凌厉，额头青筋暴起，仿佛当年的“愤青”。
他却也累了。最大的期望，是两年后退休，离开北京，找个安静的小城，“电话不多，会议不多，熟人绝对有限。”然后可以悠闲地书写随性的文字，看云淡风轻。
“就像晚年的大仲马，在躺椅上晒着太阳，重读自己的《三个火枪手》，会情不自禁地赞叹一声：‘写得何等好啊！’”那样的生活，梁晓声无限神往。
而他现在回头来看旧作，会“唉”一声叹道：“我当时只能那样写。”
知青闯关东
在梁晓声迄今的全部作品中，知青文学大概只占五分之一，却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的最深的痕迹。
与许多盲目或被迫上山下乡的知青不同，梁晓声插队到北大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带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家里生活困难，而建设兵团是发工资的，所以‘青春无悔’这句话，别人说，我也说，但我说和别人说的含义不尽相同。”建设兵团里的部分知青被称为“农工”，有严格的编制，梁晓声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在知青中威望较高。“我身材不算高大，主要是下乡前读过一些书，为人处世比较容易得到老战士们的认可。”梁晓声说，“但是绝不同于老战士们那种极‘左’方式。”有一天中午，梁晓声所在的连队打死了一个人，是农场里的一位老职工——知青们怀疑他“有特嫌”，就把老职工关进小屋里审问，最后殴打致死。当时，班长梁晓声正在睡午觉，阳光下的罪恶悄然发生，又悄然平息，很多人都习以为常。
“我是班长，我要有我的态度。”梁晓声说，“就是绝对不能容忍，这样严重犯法的事，必须坚决反对。”
可是“反对”能有多大作用呢？梁晓声的想法与很多人相左，包括一些领导。于是他由班长、排长转去做小学教师、团里的报道员，再后来，精简机构，全团只“精简”下来一个男知青，就是梁晓声——他又被派到一个木材加工厂干活。“团里容不下我这样的青年，仅仅让我离开，已经算不错了。”
但总体来讲，知青们还是讲“义气”的。“就像早年的东北人，以讲义气著称，为什么呢？”梁晓声谈起过去山东人逃荒到东北，背井离乡“闯关东”，成为白山黑水间的新移民，惟有靠相互扶持，才能生存。而知青们的境遇，很大程度上与“闯关东”一样，像梁晓声这样“讲义气”的人，也会得到群体的接纳和尊重，虽然可能是暗地里的——到大学进修的一个名额下放到木材加工厂，知青们推选梁晓声，选上一次，被领导驳回，那就再选一次。“选我去上的是鹤岗的一个邮电学校。”梁晓声说，“当然人人都想上学，什么学校都行。”
恰在这时，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一位姓陈的老师偶然在兵团的《战士报》上读到了知青梁晓声的作品，居然千里迢迢来找此人。从佳木斯到黑河，陈老师找到梁晓声时，这个瘦弱的青年正在抬大木头，还患着肝炎，看起来一脸苦相。“我不知道上海有多远，也不知道去了能怎样，但总归可以跟人谈文学了。”梁晓声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的大转折。
从复旦到北影
1974年，梁晓声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辑。这段经历，被他写成了自传体小说《从复旦到北影》。顺顺当当进城定居的梁晓声，比起许多同龄知青，已经幸运太多。很自然地，他开始提笔写作。
“因为知识青年的前身大抵是红卫兵，包括我，也戴过袖标的。”梁晓声说，“所以当时城市里响起一片‘狼孩回城’的惊呼，这其中最敏感的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受红卫兵伤害最深。”可是在梁晓声看来，许多青年是无辜的，尤其是出身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养成“打砸抢”暴戾作风的并非多数。梁晓声希望改变城里人对知青的畏惧，“这十年，青年们也吃了苦，也思念家庭，思念父母。”
于是他先写了短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继而是中篇《今夜有暴风雪》，再后来是长篇《雪城》。三部小说，完成了梁晓声对同辈知青们的承诺。在他笔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温情，那些在农村里摸爬滚打、返城后又撞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形象，让一代人的心灵为之震颤。
三部小说陆续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同样影响巨大。“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下雪啦，天晴啦，下雪别忘穿棉袄；下雪啦，天晴啦，天晴别忘戴草帽……”刘欢这首《心中的太阳》就是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歌，80年代一度风靡大江南北。到了90年代，梁晓声又创作了另一部知青题材代表作，这便是直接以剧本形式写成的《年轮》。
早年的写作给梁晓声带来的收入并不高，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经济状况》一文里，梁晓声公开了自己的每部作品所获的酬劳：短篇小说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28万字，稿酬4500元；长篇小说《雪城》110万字，稿酬18000元……《雪城》拍成电视剧后，剧组给梁晓声送来一台18英寸的彩电，着实让梁晓声受宠若惊：“我的天，不过就是人家把我的小说拍成电视剧，就给我一台彩电，得有一千多块钱呢！”在此之前，梁晓声都没有从影视改编授权里收过酬劳，甚至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播出后，梁晓声都没有和导演见过面：“就是他打电话说，我们要改编你的小说，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这事就算完了。”直到《年轮》，梁晓声才开始得到实惠，每集剧本酬劳2500元。
平民的痛苦
或许正因为曾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以及长期清苦的生活，梁晓声一直以“平民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描写挣扎在社会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而出现在梁晓声作品中的其他社会群体，则几乎是“无商不奸”、“无官不贪”，这也为他招来不少非议。一些批评者认为，梁晓声的价值观是简单的二元化，人为划出了富裕者和贫民的对立界限，仿佛道德与财富不可兼得，只有“贫贱者”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拥有指责“富裕者”的话语权。1997年，梁晓声出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将这一矛盾推向高峰。“仇富”、“伪平民意识”、“新民粹派”……一顶顶帽子开始扣到梁晓声头上。
“我承认，《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本书，确实是感性多于理性。”梁晓声说，“但不正视某些社会现实，则更加危险。”
他想过向现代都市题材靠拢，也作出了多样化的尝试。毕竟文坛面貌已变，商品经济大潮汹涌，他有些应接不暇。90年代后期至今，他写过痛揭人性丑恶面的长篇小说《恐惧》、《泯灭》，写过二百多万字的散文，还写过《伊人，伊人》这样的都市情爱小说，但总想在声色犬马之外，寄托一点什么。有人说梁晓声不熟悉现代都市，他大手一挥指向窗外：“这不就是城市吗？”
他也想过不再写作，既已衣食无忧，何不颐养天年？可搁下笔，他又心生惶恐，焦躁不安。他认识一位茶乡的老妈妈，七十多岁，每天早早起来采茶。“她的儿女都说，妈妈你可以不必采茶了，强迫她休息几天。可老妈妈看几眼电视，就会倒在床上睡觉，身体不舒服，会郁闷，会觉得没意思，会惦记她的茶。”梁晓声悠悠地讲起寓言般的故事。“我就跟她的儿女说，不要试图改变老妈妈的生活方式，也许她只有去采茶，才会活得健康快乐。”梁晓声说，写作对于自己而言，也是这样的状况，离开写作，他就彻底不知应该如何生活。
可是写作给他带来的痛苦多过欢乐。有时午夜梦回，辗转反侧，内心深处会有很大的苦楚。“我想像中的文学，还是应该包容个体面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感觉’。”这种“中国感觉”不在当下：“尽管当下人们感觉到股票在上涨，收入在增加，到处莺歌燕舞，可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事情很多。”梁晓声习惯强调时代打在自己身上的烙印。“晚上躺在床上会不断回想这些事，今天中国所有的现象，都是先前那些事情演变过来的。”怎样表现这种“中国感觉”，是个难题。有时候，梁晓声也会宽慰自己，大部分人的生活在越来越好，自己这点文学上的问题实在不算什么。“我的痛苦不会是别人的痛苦，别人的痛苦恐怕是另外的痛苦。”
“文以载道”才有意义
老武：你以小说家名世，却写了更多的散文，为什么要在散文上投入这么大精力和时间呢？
梁晓声：小说和散文的区别在于，小说要进入一个想像力的空间，即使是现实题材，作家也不可能有那么丰富的经历，所以还是要靠虚构，我们叫做“较为可信的叙事”。而写散文更能直接地表达观点，我是属于那种对人、对事、对社会有话要说的人，可是我现在除了被要求公开发言之外，讲话的欲望已经很小，正是由于这种欲望已经被散文所发泄了。想到一个观点，一种情怀，我愿意自己向自己诉说。
老武：可是近年来你作品中批判现实的力度已经减弱很多，是因为生活太安逸了吧？
梁晓声：这种批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态度。但是当下我们现实主义批判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这恐怕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我本身担任的其他社会职务，会使我关注社会的眼睛不再是单一的小说家的眼睛。比如当我想代表一些人说话时，可能就直接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言了，这种发言可能更有力度，更快捷，不一定再需要写成文学作品。
老武：你的知青文学作品，在表达理想主义的同时，是不是也失去了某种客观和真实？或者说，有所保留？
梁晓声：我明白你的意思，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把这一代人的总体形象理想化了，我较少用重笔来写一些“坏人”，至多写到那种处于分裂状态的人物。比如《今夜有暴风雪》里有个抡皮带要打人的警卫排长，可我最后让他变好了，这确实很理想主义。
老武：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梁晓声：我希望人人都在生活中有所反省。有些作家可能会更多看到同一时代背景下的非常凶残的事情，或者说他们在表现凶残的时候更得心应手，更有写作的冲动。而我乐于表现人心向善，雨果所秉持的人道主义对我影响较大，而不是我有意识地要去粉饰什么。我早期那些作品拍成影视剧时，从拍摄到播放、评奖，都受到强大的阻力。《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拍电影的时候，两部同时开拍，拍到一半同时下马，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又恢复拍摄。甚至当时发表这些作品的刊物主编，都已经做好了不当主编的准备。所以，在当时的状况下，把“极左”表现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尽力了。今天你们很难想像，这样的作品也面临过头上悬刀、脚下踩钢丝的局面。
老武：随着你这代人的年龄逐渐增大，那段历史也在逐渐远去，知青题材作品现在看来还有多少意义？过时了吗？
梁晓声：几乎一切作品都会面临“过时”的问题。《悲惨世界》是一部表现阶级矛盾的作品，在巴黎的舞台上演了二十多年，你说它过时了吗？恐怕更多的时候，社会学家会从这样的文本里，多多少少找到一些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青年心路历程的价值。
老武：为什么在90年代，你会转向“揭丑”的写作？
梁晓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个年代，无论是知识分子、社会学者，还是作家、文艺家，不可能把对“文革”以及之前的一系列中国社会现象，反思到最深刻的程度。即使一个人的认识有了深刻性，他如果要公开、合法地表现出来，那一定是和他的认识有一定距离的。突然从梦魇中解脱出来的那种欣喜，令人对中国产生新的希望，说实话很多知识分子的这种希望还会自然地回到建国初期的那种状态——人心向上，无私，友爱，这是1957年之前的社会。可我们随后看到的特权、腐败、贫富分化，肯定和这种希望有差距。当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会有另外的想法，会认为即使这样，整个过程也是好的，因为在向前嘛。但是文学家会本能地从这些现象中看到问题，一定要加以表现。
老武：所以当时你很愤怒？
梁晓声：对，我当时正是愤青，或者说愤青后期。
老武：现在的心态呢？
梁晓声：现在也不能平和啊，丑陋的就是丑陋的，该抨击的就要抨击！
老武：像《恐惧》《泯灭》，这样的“审丑”写作如何把握一种限度？
梁晓声：本性上来说，我还是有所节制的，后来就很快放弃了这类写作，因为写作过程中我很不舒服。
老武：在你的小说中，作者直接跳出来说话的情况很多，这是小说的忌讳啊。
梁晓声：我很希望，别人不把我的小说当小说看。我出来说话的时候，会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仿佛是真实的。我这代作家，都经历过追求“文以载道”的时期，而且觉得只有当有所“载”的时候，写作才有意义。这和现在可以完全为了稿费去写一个商业作品是不同的。
老武：为什么要写那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梁晓声：1997年我看到，贫富阶层的差距已经拉开了，当时人们总会以为，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想倒退，想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不是有意攻击的话，显然就是无视社会现实。所谓贫富差距，首先不是说富人有多富的问题，因为富人多了，对国家没什么不好。而是穷人有多穷的问题，我们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有多么多的问题。其次就是，先富起来的这批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几乎可以说等于零。他们认为，纳税就是回报社会了，有些人还不诚实地纳税。可是你看印度这样的国家，富人为自己的儿女举行婚礼时，会同时为一百对、两百对穷人家的青年免费举行婚礼。另外你看，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愿意去外企工作？因为外企给的工资，反而比我们自己同胞的公司给的工资要高很多。实际上在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写过《龙年1988》、《九三断想》、《凝视九七》，从1988年到1997年，我早就提出了将来谁还愿意当农民的问题。到1997年，我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让我觉得不吐不快了。
老武：你写这本书的材料来源是什么？
梁晓声：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愿出入于高级场所，也不愿意受这方面人士的接待，因为这些生活我闭着眼睛也大概能知道。我更愿意看一看老百姓怎么生活，这是小说家的本能。我在书中写到，有个缝纫厂里面，做手工的那些女孩子，一天可以缝一床手工的被子，这样的被子在外国可以卖到150美元，可是这些女孩子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50元人民币。在基层到处能看到这样的工厂，同胞剥削同胞的心非常黑。
老武：但是你对富裕群体的了解是否不够全面？他们中也有很多人诚实劳动、合法致富。
梁晓声：对，有这个问题。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说那种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致富的阶层才刚刚出现，或者说第二代私营企业家崭露头角。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和评价都很不够，这也是现在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所存在的缺憾。
老武：你所听到的底层群体对这本书的反响是怎样的？
梁晓声：他们可能不会看这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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