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稿子在我们报社内部是有争议的，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写了一个颇多是非的人物，写的过程中还要避免提到一些敏感话题，但抠掉这一部分经历来写这个人，叙事中就会出现很多绕不开的矛盾，或者说，很容易产生出非我本意的倾向性。所以我也写得很头疼，并且不太希望太多人看到这篇问题多多的稿子。领导严肃地批评：“是不是柯云路给你发功了？”#￥@&%……但是后来一想，都已经印出来了，而且经过了很大删节，了解有关情况的人自然会看懂，看不懂的也就不必再看了。下面是我的原稿。】
看柯云路的作品目录，很容易让人眼晕：80年代，他写了《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等一系列反映改革进程中社会政治问题的小说，影响甚广，中间却穿插着《嫉妒之研究》和《大气功师》；90年代的前半段，他在研究《人类神秘现象破译》和《生命特异现象考察》，中间却又穿插进来三本格言随笔《人是宇宙的精灵》、《显现的灵光》、《复归于婴儿》；90年代后五年，他称之为“传统文化研究”的几本书把他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引发激烈争论，这期间却也有讲怎样教育孩子的《情商启蒙》和商界小说《超级圈套》；跨到新世纪，他又一口气发表了以《芙蓉国》为代表的五部“文革”题材小说，评论界以为柯云路“回归”文学了，他却也没停笔地写着《童话人格》和《温情马俊仁》；今年，他又摇身变成情感心理问题专家，连续出版了《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焦虑症患者》和《婚姻诊所》……没人知道柯云路接下来还要写什么，还要怎么“变脸”——2002年他出了《龙年档案》后，就有评论称他为“最会变脸的作家”。
“二十多年来，我不断在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总要180度大转弯？”柯云路说，“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新星》托起的新星
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新官上任，政绩斐然，被老百姓称作“李青天”。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位政界新星的大胆举措必然引来保守势力的抵触和压制，李向南和以县长顾荣为代表的官僚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长篇小说《新星》的结尾，柯云路的收笔颇有理想主义气质：“一颗清亮的新星在黑魆魆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它自信、冷静、倔强地闪烁着，在天穹中照亮着它应该照亮的一角。随着天体的旋转，在冥冥碧空中划出着它顽强磊落地升起的轨迹……那颗新星慢慢汇入满天星海之中。”
那时，柯云路也是文坛的“新星”。1980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三千万》在《人民文学》发表，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这下有了点名头，开始被人称为“作家”了，柯云路惊讶地发现，居然招来了一些不速之客——有些人怀揣冤假错案的材料蹲在柯云路家门口，希望作家柯云路能帮他们说说话，反映些问题。“当时的作家很容易成为社会问题代言人，社会的情绪和期待，往往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柯云路说，那是个从禁锢走向开放的新时代，人们高度关注社会政治问题，这让柯云路激动不已，他在文学上推崇托尔斯泰，最喜欢写“重大社会变迁，宏伟历史画卷”。但是直接去写这样的社会全景，容易流于空泛，柯云路就选择了一个县城作为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缩影。“中国的县城，是凝缩整个社会的最小也是最完整的单位，再小到乡就不行了，乡里可能就没有知识分子了，没有机关、工厂、学校。”柯云路说，“而在县城里，工农兵学商，三教九流都有，尤其是官僚，更加典型。”
就这样写出了《新星》。那年柯云路已过而立之年，住在山西小城榆次，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原型都活生生在他身边，再熟悉不过了。这部小说最早发表在1984年的《当代》增刊上，随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小说连播形式播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又把它改编成了广播剧。这些传播媒介虽然都影响广泛，让柯云路这第一部长篇卖出几十万册，但《新星》真正家喻户晓，还是改编成电视剧之后。
“来了十几家电视台，想拍这部小说。”柯云路说，包括中央电视台也来了，但他最后选择了刚建台不久、没拍过任何电视剧的太原电视台。“他们感动了我。”柯云路说太原电视台对这部小说的重视程度很高，而且毕竟是本地台，对书中故事理解特别深刻，结果双方谁都没谈钱的事儿，柯云路就把改编权给了太原电视台。“要是现在，这可得好好卖了。”不过当这部电视剧获得巨大成功后，太原电视台还是给了柯云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1986年春节，电视剧《新星》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立刻引起轰动。在电视机还不太普及的年代，数以亿计的观众收看了这部电视剧并津津乐道其情节的真实性，媒体称《新星》是“县委书记从政指南”、“当代官场现形记”。该片把中国官场上地道的权术手腕呈现在观众眼前，并因其强烈的反官僚主义主题，契合了转型期的大众心理。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新星》是改革开放初期相当有分量的作品，胜在入手较早：“县委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他们的内心斗争和官僚之间的矛盾冲突，当时看来确实新鲜。从文学角度讲，柯云路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是很早的。”回忆《新星》热播时的盛况，解玺璋觉得或许不能说万人空巷吧，但起码是街谈巷议：“单位里人都在讨论，因为当时大家对改革推进到什么程度，心里也都没有底。”
柯云路也跑到农村里，和村民们一起看电视，他想知道自己这片子到底有多大影响。去了发现一村人都聚在村口，抻长脖子围着一台小电视机，谁都不说话，专心地看。突然停电了，全村人都发急，赶紧去搬柴油发电机。
柯云路自己分析《新星》成功的原因，认为关键在于“真实”：“当时基层就是这样的，有人为冤假错案平反在跑动，有人为单位里官僚主作风压制群众而不满，有人希望脱贫致富，有人希望孩子能到城里上学。那些窑洞里的学校，上边漏着水，孩子们在下边顶着塑料布上课，这些都是我看见的呀。”就连主人公李向南的名字，也是取自柯云路的一位中学同学，不过这位同学可不是什么县委书记，而是人民日报的职工子弟。柯云路经常从李向南同学家借书看，后来写《新星》时灵机一动，就把他的名字用上了。
1986年和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新星》的姊妹篇《夜与昼》、《衰与荣》，2002年又出版了《龙年档案》，这四部小说共同构成了柯云路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系列。尤其是时隔十几年后出版的《龙年档案》，被看作是柯云路“重返江湖”之作，学者孟繁华称此书是中国当代的“政治武侠小说”，结构之缜密、叙述之流畅、文字之明快，都显示出柯云路“重出江湖，武功依旧”。
《芙蓉国》与“文革”情结
“文革”题材，是柯云路创作的另一重心，这源于他自己少年时的特殊遭遇。
插队下乡之前，柯云路在北京一零一中学读书，高一时的第一堂作文课，一位姓吴的女老师布置全班同学当堂作文。柯云路埋头疾书时，吴老师就站在他身后看着。课后，柯云路被叫到办公室，吴老师问他：“你对文学感兴趣吗？”柯云路说：“感兴趣。”于是柯云路就成了校刊《圆明园文艺》的副主编，不久又成为主编。校刊每两周出一期，一出就是满满四大橱窗，刊登全校同学写的散文诗歌小说，柯云路拿钢笔工整地抄出来，颇有成就感。
不料动乱一开始，很欣赏柯云路的这位吴老师就自杀了，她受不了学生们的无情批斗，悄悄在宿舍里上了吊。学校里贴出大字报，说《圆明园文艺》是吴老师培养出来的毒草，主编柯云路就是修正主义黑苗子。柯云路大惑不解，深受刺激。
1966年11月，北京农大附中两位学生化名伊林、涤西，在清华、北大等高校贴出了一张有名的大字报《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公开质疑林彪的一些言论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柯云路说自己读到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后很兴奋，当即去找这两位学生，表示支持他们的观点。后来，两位学生被抓，搜查人员查获了几位年轻学生的谈话记录，于是去抄了柯云路的家。
“批判我的大字报，从圆明园一直贴到动物园。”柯云路说。
经历这两次事件以后，柯云路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抱有了审视和怀疑的态度。下乡劳动期间，除了偷偷阅读文学经典，他还读了很多哲学著作，脑子里开始琢磨，为什么60年代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50年代呢？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分析，这革命中的很多事情，怎么就解释不通呢？
“文革”结束，柯云路没有像很多知青那样去考大学，而是开始写作。“大学里已经没有我要学的东西了，该看的书我自己都已经看过了。”但是柯云路还是没敢动“文革”这个题材，他要留着，留待合适的时机，留待时间流逝造就的冷静。
2000年，一本署名“辛克”的小说《芙蓉国》悄悄出版，很快引起了文学界注意。
“当时我的名字比较敏感，写的又是敏感题材，两个敏感加一块儿，出版社不敢出，我就拿掉一个。”柯云路说，他化名“辛克”，取英文“思想者”（Thinker）的谐音，托人把这部书稿送到出版社，并且只通过电话与出版社联系，绝不出面。小说出版后，许多读者都觉得这本书不像一个新作者所写，纷纷猜测“辛克”是谁。直到《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柯云路为何隐姓埋名》，谜底才被揭开。不过还有读者“执迷不悟”：北京有位女记者，非常喜欢《芙蓉国》，而且很崇拜“辛克”，写过书评推荐这本书。后来柯云路给她去信，告知自己的真实身份，感谢这位女记者的支持。可是多年来女记者给柯云路来信时，还是称他“辛克”。“她还是在和想像中的辛克对话。”柯云路笑言。
“我觉得《芙蓉国》是能流传下去的作品。”柯云路说，“我要再版一次托尔斯泰那样的写作方式，重现历史的画卷。”《芙蓉国》打着对“文革”进行“全景式描写”的旗号，与同在2000年密集出版的《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和2001年发表的《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原名《青春狂》），一齐完成了柯云路对那段刻骨铭心岁月的追忆和反思。柯云路觉得，这五本书是他至今最好的作品：“加一块儿一百多万字呢，我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历史。”
“非文学”的四面出击
“我的写作分两大块，一块是文学，一块是非文学。”柯云路说，他在文学领域写出了20部长篇小说，在非文学领域则兴趣广泛，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写着写着，就写出了很多麻烦，不少人批评他“不务正业”，甚至走上“歪门邪道”。“这是思维定势。”柯云路说，“我一开始写了小说，人家就以为我是文学家；要是我一开始写的是哲学书呢？人家可能还会觉得我写小说是不务正业。”他举例说，自己有一部长达70万字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人类时间》，学者陈晓明看了之后说，凭这部书，柯云路可以去评教授了。但文化人类学相对属于冷门学科，书写出来并没有多少人关注，柯云路明白这个情况：“写完我就不管了，我不是为市场写书，就纯粹为我的研究兴趣而写。”
他还有意无意地引领了图书市场上的很多热潮。1996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柯云路的《情商启蒙》，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情商教育的书籍，引发了一股“情商热”，数十种探讨“情商”的图书充斥书市，一时间中国家长和学校教师们都在谈论“情商”。柯云路写这本书的最初动机只是看到周围很多朋友都在为子女教育问题犯愁，而柯云路自己的孩子却一路顺风顺水，中学就读北大附中，然后上北大，拿奖学金出国，基本没让柯云路费过什么心。柯云路觉得纳闷，调查了一番之后认定，这些朋友们当家长都不合格：“他们愚蠢，观念不对，方法也不对。”于是他就写了这本《情商启蒙》，告诉家长们要充分信任孩子，欣赏孩子，很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有个家长领着孩子来找柯云路，说孩子都上小学了，可是有个毛病，就是从来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和别人打招呼。柯云路心想这算什么毛病啊，“你这个家长用这种语言描述自己的孩子，本身就是给孩子一种负面暗示，等于说孩子不行。”柯云路就对小孩说：“叫声柯叔叔。”小孩不敢，柯云路继续鼓励：“别害怕，叫一声。”小孩轻轻叫了一声，柯云路马上加大鼓励：“叫得很好啊，声音再大一点好不好？”小孩声音就大了点儿，柯云路马上让周围所有人给小孩鼓掌。“这孩子从此就变大胆了，就这么简单。”柯云路得意地说。他也发现自己或许可以尝试去做教育，有几年时间就到处去讲演，给中学生、大学生讲授增强心理素质的方法，并写出了《中国孩子成功法》、《把孩子培养成学习的天才》等多部热门图书。
既然在讲“成功”，那什么才是柯云路心目中的“成功”呢？柯云路说，他对成功人生的定义是“健康、自在”，不能因为追求成功而牺牲健康。于是他写了本《焦虑症患者》，一不小心又成了热门。很多人来找柯云路求助，向他诉说压力和苦闷，这些人中包括知识分子、外企白领、富商巨贾，柯云路就运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帮他们分析情况、解决问题。2005年新浪网拉柯云路开了博客，柯云路就把一些读者来信和经他分析最终获得解决的心理问题案例贴到博客上，不料反响热烈，其中最吸引网友讨论的就是婚恋情感问题。柯云路玩博客又玩出了新大陆，再次摇身变成情感专家。“现在中国人有情感问题的比没问题的多。”柯云路觉得无奈，有人说发现自己的丈夫是双性恋，不知如何是好；有人为第三者插足问题而烦恼同时自己也在充当第三者，种种怪现状让见多识广的柯云路也不住叹气，但他说自己还是能做到将心比心，理解当事人的处境，尽量帮他们走出困境。一次柯云路去某电视台做节目，女主持人趁换场间隙和柯云路攀谈起来，说自己对婚恋故事特别好奇，却又不敢看，怕这种故事看多了，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柯云路一听这话，就觉得这位女主持有问题，当即给她一五一十地分析起来：“你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女孩，对婚姻高度紧张焦虑，怕自己的美满婚姻受到侵害。”女主持很惊奇，点头称是，接着就向柯云路坦白了自己的种种隐私，说从来没人对她这么了解。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柯云路把自己近两年收集的情感案例写成了《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和《婚姻诊所》，将来还准备再写几本。
“写作是让我安心的事情。”柯云路说，“这种劳动，是我的平常生活。”
对话柯云路：我一辈子不吃后悔药
老武：现在回过头来看《新星》，你有什么感触？
柯云路：作家对过去的作品，永远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赞叹，现在让我再写《新星》这样的作品，肯定写不出来了，那种饱满的情绪、对社会问题的热忱，已经没有了。另一种是感叹，《新星》在文学上还不够成熟，它的构思可以更精巧，详略可以更得当，语言可以更讲究。
老武：今天时政题材的作品似乎很难再现《新星》这样的轰动效应了，什么原因呢？
柯云路：时代不同了。80年代没有高消费，没有奢侈品，没有私房私车，没有那么多歌星和选秀比赛。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高度集中在政治领域，农民就关心要不要包产到户，工人就关心有没有奖金，戴帽的人关心能不能摘帽，全都是这样的问题。现在社会多元化了，问题虽然也存在，但公众注意力被分散了。比方说医保，比方说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都是轮到谁头上谁才关心。
老武：据说张艺谋要你给他留下《蒙昧》的改编权？
柯云路：对，他是在《花城》上看见《蒙昧》了，非常喜欢，就通过王斌联系我，约了一次吃饭，他就告诉我说，他看中《蒙昧》了，但是可能现在拍不了，先把改编权留着。他当时对《蒙昧》的评价是“这是个世界性的故事，国际性的题材，不同语言的人都能深刻理解。”
老武：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柯云路：每天看书，写作，上网写博客，散步，休息，锻炼，很单纯的生活。我不接电话，拒绝一切应酬。以前我住在山西榆次，就是图小地方安静。80年代，山西作协给有贡献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分给我一套太原的房子，我都没要。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可以了，我很知足。《圣经》里讲，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有些朋友房产太多，成天惦记着，很累。
老武：你出书的速度很惊人啊。
柯云路：因为我每天都在写啊。其实任何作家，创作状态好的时候，一天写两千字并不多，要是你一年写300天，这有多少字？为什么很多人写不了这么多呢？不是不能写，是他大多数时间没在写。而我心态很安稳，每天都写，杂事都找不到我。这样做势必有损失，有人说我清高，出了名就不理老朋友了，但我沉得住气。想完全避免杂事也很简单，你出家嘛。我想我既然还做不到出家这一步，起码在家出家还是能做到的。
老武：你是怎么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
柯云路：我爱好哲学，肯定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史，也就肯定要研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之类，包括《道德经》、《黄帝内经》这些都要读的。最初是从哲学思考出发，慢慢过渡到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上，我觉得对比能加深对两种文化的理解。
老武：所以，基本上有十年时间，你就把文学放下了？
柯云路：我是放下了一段时间，搞了几年“传统文化”的东西。我的写作既有长计划，也有短打算，就是抓住一些即兴的东西。
老武：这段时间给你带来很多争议，现在想起来……
柯云路：（打断记者的话）我不后悔，不后悔。我可以告诉你，好多事情啊，我一辈子不吃后悔药。我都努力了，也没有瞎干什么事，我以前研究的东西现在还坚持，只不过现在还不适宜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讨论这些事情。
老武：这些属于一个作家应该去关注的东西吗？
柯云路：可是我没有把自己只定位成一个作家啊。如果说我在作家之外，还可以做一个研究者，那我就可以去研究这些事情。我那么喜欢哲学问题，想写本书了，没有罪吧？
老武：2004年对你来说很有意思，你写了本《温情马俊仁》，这是为什么呢？
柯云路：这事有点具体原因。过去我跟马俊仁没有来往，但是有很多喜欢马俊仁的人找我，希望我给马俊仁写书，他们觉得我能把马俊仁写好。马俊仁这人，在体育方面的贡献不用说，问题是我的书出来之前，马俊仁的形象有点负面，他自己觉得很冤，马俊仁的朋友和支持者们也觉得很冤，他们希望我来给他喊个冤。然后我就有点兴趣了，开始研究这个人。首先我是对他的运动训练学感兴趣，你想，这个人不是科班出身，文化程度也不高，能成为中国田径史上拿奖牌最多的教练，能训练出这么多世界冠军，破好几次世界纪录，总是有奥妙的。我这人就喜欢神秘、奥妙。第二，马俊仁的命运跌宕起伏，这也吸引我。我和他刚接触时，他就说老柯我这里有真话、假话、半真半假话，你想让我说什么？我说当然要说真话了。《温情马俊仁》写出来，媒体一轮炒作，他的形象也有了转变，别人说我给马俊仁平反了。
老武：现在你写情感问题，你的情感经验足够丰富到去应付这么多问题吗？
柯云路：一个医生并不是要把所有的病都得完了才去给别人看病，他只需要了解病人的病状是怎么回事。心理学上也是一样，不等于说所有的婚恋问题我都经历过，那我还活不活啊？没法活了。
老武：很多心理医生自己心理也有问题。
柯云路：我不受影响，这就看你用什么心态面对了。有的人，怕这怕那，比方说怕见病人，怕传染自己。可是我见到一些老中医，已经退休了，家里来了病人他还是给人家看病，而且很多是疑难杂症。这种医生恰恰不受感染，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心态好。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老武：你还写过几本商界小说，是当时想做生意吗？
柯云路：不是，90年代商业气氛特别浓重，到处都是空手套白狼，我就写了《超级圈套》，写中国特殊的一代企业家是怎么起来的，他们的手段、人格是什么样。很多人说《超级圈套》这本书，使他们识别了很多骗术。
老武：现在你还能听到别人批评你的声音吗？
柯云路：能听到啊，不仅能听到批评，还能听到围剿我的声音呢。比方说我写“文革”题材的时候，那是社会上正对我讨论得厉害的几年，报纸上经常整版整版的批判我。我心平气和，没必要着急。高中时就有大字报贴我头上，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老武：你现在想感谢谁？
柯云路：父母，还有学生时代那些培养我的老师。另外我还是挺认同生活过的地方，我在山西呆那么多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亲切，每年还要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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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关柯云路的部分质疑】
于光远：山西的作家中有一个柯云路，当他写《新星》的时候，写得还是可以的。后来写黄帝内经的文章，做了胡万林的吹鼓手。胡万林害死了不少人，柯云路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当作家协会的两位书记好意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我表示如果柯云路在作家协会做会员，我耻与为伍。谢绝了这两位书记的好意。对柯云路，我针对的是“这个人”。
司马南：对于作家柯云路，很多很多老百姓因为他会写《新星》，以为戴眼镜、以为他长了知识分子的脸形，就认为这种人不会干坏事、不会说错话的，他一定是有天地良心的。其实不然，这个柯云路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如果我起诉柯云路，我不要他赔偿，只要他对媒体说三个字：“我错了”。如果我的要求最低那就是让他说三个字：“我错了”；最高也是让他说三个字：“我有罪”。
